2.瓷器　阿拉伯航海家于公元9世纪将中国瓷器引进近东。1502年葡萄牙人带回欧洲第一批瓷器花瓶(11)。瓷器不仅是传入巴西最早的中国产品，而且也是进入巴西最多的中国产品。据专家考证，大约在16世纪末，中国瓷器就进入了巴西。(12)当时在巴伊亚、伯南布哥和圣保罗等地都出现了中国瓷器。1827年11月10日《商业日报》曾发布一则广告，说中国南京和广东的蓝色碗已到巴西(13)。那时在殖民地社会上层圈子里，使用中国产品已成为一种时尚，“中国瓷器对于显示巴西贵族餐桌上的豪华是不可或缺的。”(14)到18世纪末，由于受到精美绝伦的中国瓷器的刺激，有人开始在里约热内卢生产粗瓷和模仿生产中国漆。

　　3.纺织品、服饰　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诺斯在论述西属殖民地西班牙化进程时指出，服装式样也体现文化的内涵。他指出，“许多服装也是西班牙的，其中包括男人用的宽沿帽、妇女用的棉布遮头物——薄头纱、头巾或装饰用的毛巾等。”(15)服饰可以改变和表现出文化特征。到19世纪末，中国的纺织物和服装至少在巴西某些地方已相当流行，“印有黄色和红色龙图案的典型男童内衣或印花布和服，为孩子们通常所穿用。”(16)当时在巴西，一般上层人士所穿的如果不是从东方进口的衣服，就是用从东方进口的衣料在当地制作的衣服。法官穿的黑袍附有中国式样的刺绣。弗莱雷认为，为法官进口大袍这种做法，说明两个不同的社会与文化制度之间，即巴西与东方之间具有深厚的亲和力。东方主要由中国和印度所代表(17)。1830年，在里约热内卢海关街的商店里，人们可以买到中国的丝质大披肩、刺绣头巾，以及印度的餐巾等装饰、床上和餐厅用品。这些商品成箱或散装地从中国运来。在15和16世纪的欧洲海外扩张中，葡萄牙居于领先地位。由于葡萄牙人将东方产品带回欧洲，则使葡属巴西的贵族便较早得以见识。伯南布哥沿海和巴伊亚万圣湾地区的巴西贵族得以立刻享用在欧洲只有皇室在16世纪才认识的东方产品，诸如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扇子、用作餐具的瓷器、床单、茶具和太阳帽等。

　　（三）艺术品的传入

　　瓷器进入巴西不但是作为一种器物，而且因为其蕴藏着东方文化的内涵而作为一种艺术品。1722年6月“天使皇后”号在驶往欧洲途中欲停靠里约热内卢港因起火而沉没于瓜纳巴拉湾。船上载有康熙皇帝赠送给格肋孟十一世和葡萄牙国王唐·若昂五世的礼品，其中包括数百箱康熙朝时期瓷器。巴西海军文化与历史遗产研究所现已勘察并确定出沉船的位置——距桑多斯·杜蒙特机场和费斯卡尔岛不远的海域，该单位拟组织打捞这艘沉船。(18)中国瓷器进入巴西之后，不论是作为器物还是艺术品，均得到较快推广。在一些贵族家庭的财物清单中，人们至今可以找到有关中国瓷器拥有的记录。在当时的巴西市场上，中国瓷盘价格约是欧洲瓷盘的4～12倍。(19)到20世纪的时候，巴西的普通居民使用中国瓷器并不罕见。在20世纪20年代，“在萨尔瓦多，如果你路过一个工地，中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石匠和其他工人正在用中国盘子吃午饭。”(20)

　　在巴西学术界一个流行的看法认为，从巴西殖民地时期至19世纪初，随着中国商品进入巴西，毫无疑问，中国绘画也传入了巴西。一个当时的旅行者在其记载中说，18世纪初，在伯南布哥的士宦家中，他亲眼见过中国绘画。不仅如此，中国艺术家可能到过巴西并在那里作画。里约热内卢一位收藏家所收藏的《瓜纳巴拉湾风光》这幅描写里约热内卢景致的作品，即出自中国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叫宋呱(Sun Qua)，广东人，1830～1870年间先后在广州从事专业绘画。根据他所作的巴西风景画，“有些巴西作者甚至认为他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可能在巴西呆过(21)。然而，具有中国风格的绘画在巴西传播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是具有宗教色彩的绘画。因此，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艺术家在18世纪有可能在那里亲自作画。这些具有东方中国影响的绘画，正如其名称所表示的，毫无疑问，是由来自于印度和中国的葡萄牙殖民地商站的艺术家和工匠所为。在这一时期的许多教堂和纪念性建筑物中，人们能够在绘画中看到一些人物及其着装具有印度或中国特征”(22)。巴西学者弗朗西斯科·维德拉·佩雷斯教授1982年12月6日在《澳门日报》发表文章，介绍了中国艺术在巴西的遗存。“分散在巴西各地的著名‘历史城市’中，保存着一些具有中国特点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是中国艺术家来到这里亲自创作的吗？巴西专家更偏向如下说法，即这些艺术品是在澳门定做的，或者就在巴西由本地艺术家根据澳门的图片制作的。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可靠。

　　说到中国绘画艺术对巴西的影响，不能不提到中国近代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大千在其84岁的生命长河中，其中有17年(1954～1970)生活在巴西，其侨居地是圣保罗州的莫日—达斯克鲁济斯。在那里他与家人为伴，虽然深居简出，但他的画作曾在圣保罗多次展出。1972年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与文化中心曾举办张大千画展，共展出画家在1928～1970年间所作的54幅作品，其中有19幅作于莫日—达斯克鲁济斯。至今在莫日—达斯克鲁济斯和圣保罗仍有张大千的后人在那里居住。与此同时，他的许多大作在巴西被收藏。

　　（四）建筑风格的影响

　　前文提到的中国亭，是中国式的工程作品。有人以此推断，中国式的其他工程作品也可能存在于巴西。时至今日，巴西某些建筑物采用尖屋顶，屋檐由翅托支撑，屋顶的瓦涂油彩并以龙或其他虚构动物形状进行装饰，这是中国古代建筑风格对巴西建筑影响的表现。特谢拉教授在其专著《中国在巴西——中国在巴西社会和艺术中的影响、标记、反响和遗存》中，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建筑风格对巴西的影响。一个例子是位于S{G0R507.JPG}o Roque的一所大房子，它建在石头垒成的平台上，这是中国自远古以来就采用的技术。另一例子是位于圣保罗州的伊纳西奥神甫庄园的一所大房子，其屋檐以狗形象的椽子作支撑，形成类似中国的大屋顶建筑。不仅建筑的外观、建筑物的地基处理均存在某些中国影响，而且在建筑物，特别是教堂的内部装饰方面存在“建筑式样类似于中国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