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习俗与生活方式的传入

　　随着以器物为载体的中国文化传入巴西，中国的习惯和风俗以及健身方法和处世哲学也进入了巴西，在这方面，“中国对巴西产生了重要影响力”(23)。我们尚不知中国武术何时传入巴西，但它在巴西已相当普及。据一位在巴西传授中国武术的华人陈国伟先生估计，他在巴西生活的43年中，已向6万多巴西人传授了武术这门中国功夫。他认为若把他的弟子的学徒计算在内，那么目前巴西有近50万人会中国功夫。此外，估计巴西以中国太极拳健身的人数超过练中国功夫的人数，因为这项体育健身活动会得到更广泛年龄层人的欢迎。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诸如《论语》《易经》《孙子兵法》等，以及“风水”之说在巴西已得到广泛传播。在知识分子中，以“易经”之道和根据“风水”行事者为数不少。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们更热衷于研究“风水”。在香港出版的这类英文著作在巴西很流行。

　　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的巴西公众社会中，一些类似于中国人的习俗较为时兴。这是巴西人对中国文化欣赏的一种情感反映。法国19世纪重要画家马奈17岁时曾到巴西作过一次旅行。在他发自里约热内卢的一封家信中有这样的描述：巴西妇女一般而言都很美丽，她们的发式是中国式的，在街上行走不戴帽子。她们的服装很轻薄，其习惯与我国（法国）不同。(24)特谢拉教授认为，马奈的信因为提及了19世纪中叶里约热内卢所保持的来自亚洲的习惯而非常有价值。当时巴西人的具有东方特征的习俗，女人比男人更具明显特点，乡下比城里更突出。从19世纪中叶开始，巴西社会呈明显西化趋势。男人的东方习俗首先受到限制。当巴西男人以雪茄烟取代牙签，以雨伞取代太阳帽，以骡马拉着的公共马车取代由黑奴抬着的轿子的时候，巴西妇女仍以穿着、梳妆打扮东方化、早婚多子、深居简出为时兴，好像时光在停滞。弗莱雷认为，轿子的使用是东方文化在巴西存在的一种表述。这种贵族的交通工具在殖民地时代是相当普及的。此外，我们还可以列举诸多例子，表明中国人的习俗在巴西的存在并对其产生的影响。斗鸡、放风筝，普遍使用烟花；使用以中国主题装饰的红色枝形大烛台；奴隶为糖业主、甘蔗园主和烟草庄园主撑着太阳伞；双亲或施主对奴隶、女人和子女拥有生杀大权；礼节规则中突出礼仪程序；药典中的多种药品和药物处方；对小脚女人不可抗拒的迷恋；玩仿制中国人的纸牌，等等。这说明，“中国对巴西的影响确实存在”，“在西方世界巴西可能是特有的个例”(25)。这是《中国在巴西》一书的作者特谢拉·莱特教授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

　　二　澳门的中介作用

　　葡萄牙学者、澳门国际研究所理事会秘书长官龙耀先生认为，“中国是通过澳门到达巴西的”(26)。官先生这一观点是成立的，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是这样。1881年中国清政府与巴西帝国在天津签订了《中国巴西和好通商航海条约》，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883年巴西在上海设立领事馆；“清政府指派驻法国使臣兼管巴西使事”。从此开始了两国的官方接触。然而，两国的民间交往，特别是中国文化通过器物载体传入巴西却先于官方接触很早就发生了。在19世纪头20年，中国茶农到里约热内卢种茶。而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应在巴西的殖民地时期即被引入使用和欣赏，其途径也是经过澳门传入。

　　澳门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中介作用，是由一系列的历史条件所促成的。15世纪，葡萄牙开始向东方进行贸易扩张，16世纪它控制了海上通道。在1553年，它以晾晒水浸货物为名，获当地中国官员允许在澳门暂住，但由此却开始了葡萄牙占领中国领土长达400余年的历史。

　　在此之前葡萄牙于1500年“发现”了巴西。占领了中国的澳门后，于16世纪中叶在那里建立了贸易货栈。随后葡萄牙商人先后开辟并形成了以澳门港为基地的三大航线。其中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使中国得以与巴西沟通。葡萄牙当局虽然不允许澳门与巴西之间进行直接贸易，但由东方开往葡萄牙的船只在巴西的萨尔瓦多港和里约热内卢港为补给而停靠的事不时发生，由此开始了澳门与巴西之间的联系，亦是中国通过澳门与巴西交往的开始。特别是1690年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发现金矿之后，这种停留就更加频繁。以东方产品换取黄金和烟草的走私活动日趋严重。葡萄牙占领下的澳门，主要以航运和贸易而生存。长崎、果阿和马六甲是澳门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随后其交往逐渐扩大，澳门的触角伸进亚洲各主要地区：马尼拉、爪哇、帝汶、暹罗、孟买等，当然也间接达到巴西。澳门人向外提供中国产品，诸如丝绸、工艺品、茶叶、瓷器等，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各种产品就这样传到包括巴西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1810年，澳门当局被葡萄牙王室允许与巴西直接进行贸易，因此中国商品比先前更多地进入巴西。1822年巴西独立后，巴西在寻求与中国的交流过程中仍然以澳门为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文化以物为载体通过澳门传入巴西，这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途径。

　　第二个途径是通过中国移民传播。“不同类型的移民是带着不同文化‘货物’到达目的地的，移民们仿照自己家乡的模式来改造移民区。”(27)最新的说法表明，目前巴西的华人（华裔巴西人和华侨）约有20万(28)。中国向巴西移民的先驱是19世纪初被迁去的数量有限的茶农。他们分别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种茶，以及在里约热内卢参加修筑铁路的劳动。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巴西劳动力短缺形势的出现和加剧，“澳门葡萄牙人曾经把为数不多的华人带往巴西”。1923年出版的一份材料表明，当时在巴西境内共有两万中国人(29)。现在在巴西的华人绝大部分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之后移居巴西的。他们主要来自广东、浙江和台湾，生活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地区。他们以自身的职业向巴西社会传播了中华饮食、医药（特别是针灸）文化和以武术、太极拳为代表的健身方法。近年来，由于中巴关系的密切发展，许多华侨投身于汉语教学和直接传播中华文化的活动之中。

　　第三个途径通过土生葡人传递。澳门的土生葡人主要是中葡混血人，也有葡萄牙人与印度人、东南亚人、意大利人等的混血儿。这是400余年来，中西文化融合的表现和产物。土生葡人在葡本土已无近亲，而将澳门看作是他们祖先的发祥地和永久归宿地。他们的家庭生活虽然表现为西方情调，信奉天主教，但他们都能操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并且因为大多数具有中国血统而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一般而言，在土生葡人的家里都雇佣华人保姆。她们除以中国人的习俗和方式完成家务工作外，还以中国语言（广东话）、故事和歌曲影响土生葡人的子女。澳门的土生葡人现已分散到世界各地，但在巴西定居的较多。他们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分别成立“澳门之家”。中国文化不仅可以借助普通的土生葡人通过日常生活而传播，更主要的是土生葡人作家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从19世纪起就出现了几位澳门作家，他们以文学、历史学或人种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本澳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30)这些著作有的已被巴西国家图书馆所收藏。在澳门现代的土生葡人作家中，我们应提到女作家阿尔达·安热罗。她被誉为“沟通澳门（中国）与巴西的作家”。她所选编的《中国短篇小说奇观》在巴西圣保罗以葡文出版，向巴西读者展现了约14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创作和社会发展、演变情况。她的另一部在巴西出版的著作——《东方杂记：短篇小说、游记、烹调》，向巴西读者介绍了中国的节日活动和民俗、中国烹调以及烟熏疗法和相术等。此外，澳门与巴西在历史上官员与传教士的交流，无意中也会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有两个巴西人曾先后任职澳门总督，一度曾有众多的传教士从澳门逃亡巴西和耶稣会士在巴西被驱除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