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转基因种子的抗旱能力强，这就和当初玉米和红薯进入中国带来的影响一样。原来中国主要是靠水稻，一旦干旱以后很多人会饿死，后来玉米和红薯从墨西哥经欧洲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粮食供应稳定性显著提高，人口也增加很多。今天我们担心18亿亩耕地的问题，担心如果红线突破了是不是中国的粮食安全就会受到挑战。如果说这些挑战和担心是真实的，那么转基因带来抗旱能力更强的农作物，使得产量更稳定，就是在帮助我们化解困局。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基因可能只是一个念头的问题，只是大家还没有习惯。他还对转基因“阴谋”论提出强烈反对，认为中国社会太多的人都是吃饱了饭没事做，以前上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地受教育、没有好好地读书，该读的不读，读了太多没用的废物的东西，整天就不做积极的建设性的事，就去猜谁谁谁又在搞什么阴谋了。

　　赋予民众权利越多

　　转基因才能越走越宽

　　虽然反转和挺转者观点针锋相对，但目前现有的证据都无法说服对方，均无充分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究竟是安全还是不安全。那么，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该何去何从呢？

　　从人类社会的演变来看，人们从打猎摘采过渡到农耕社会，从农耕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每一次社会的前进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大胆的尝试。正因为有了这些，人们才有了从摘采、游牧的生活方式，变成现在耕种、圈养家禽的田园生活。且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供给也大大地提升，生命质量也逐步提高，寿命得到不断延长。因此，视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为“洪水猛兽”而拒之门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但不经过安全论证一味地胡乱推广，也是不对的。

　　根据目前现有的科技水平和认知能力，我们如何正确对待转基因技术和食品呢？

　　首先，要让公众有知情权。

　　央视知名主持人崔永元前段时间在微博上向农业部发问：“中国的主粮水稻和小麦开始转基因商业化种植了吗？批准了吗？偷偷种的有多少，农业部知情吗？管吗？如果没有，出口欧盟被退回的大米制品中哪里来的转基因成分？农业部食堂和幼儿园吃转基因食品吗？”然而，至今未收到官方的任何回复。律师魏汝久早在2010年2月就向农业部申请要求公开两种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的相关信息。然而，农业部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布转基因水稻的试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阶段的详细情况。在无法充分获知信息的前提下，能让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放心吗？据悉，美国转基因食品上市前，都会发布食用安全和环境影响报告，接受公众评议。

　　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称，49位海外生物医药学者与国内61位两院院士上书呼吁推动转基因商业化。然而，当网友要求他公布上书人的名单时，他又躲躲闪闪、闪烁其辞。“既然这些人大义凛然地将转基因技术上升到‘延误就是误国’的高度，为何连名单都不敢公布？”许多网民对此感到非常不解。

　　其次，要让民众有选择权。

　　据悉，现在市场上国产转基因抗虫棉所占的市场份额高达90%以上，市售大豆油80%以上是转基因大豆压榨而成。然而，哪些产品是转基因产品，哪些食品是转基因食品，应该在标牌上标注得明明白白，供老百姓自主选择，不能让老百姓稀里糊涂成了试验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小白鼠。2012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和中国疾控中心，在湖南省衡阳市一所小学选取了88名儿童，试验进食60克黄金大米。随后的调查显示，研究人员隐瞒了试验中使用的是转基因大米，仅发放了知情同意书的最后一页，违反了国际医学伦理准则。虽然后来证实黄金大米安全，这项试验属于有效性试验，但这项试验存在的重大“隐瞒”瑕疵，无疑又给转基因技术增加了一项罪名。

　　再次，要赋予民众安全权。消费者生命安全权、健康安全权是一项重要权利，任何科学研究、应用，都不能以牺牲国民以及后人的福利为代价，转基因技术一旦造成物种污染，损失、危害更是无法估计。因此，民众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关心转基因食品的安全，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要赋予双方同等的话语权。现在有种很不好的风气，一有人反对转基因技术，就会被“挺转”者冠以“愚昧、保守、落后”的高帽子；反之，一有人赞同转基因技术，又会被“反转”者打上“汉奸、卖国、唯利”的烙印。其实，真理越辩越明，只有通过辩论，民众才能得知真相。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说，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需要两代人来检验，如果这代人吃了没事，他们生下来的孩子长大了也没事，才能证明它的安全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一方面要争分夺秒加快转基因技术研究的步伐，毕竟基因技术是人类的一大重要科技。但我们又要有充分的耐心，因为这项技术早已超出了纯粹的科学范畴，涉及伦理类进化历程，“科学不讲伦理是会导致人类毁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