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规划的角度看，让农民进城是一个重点，而有关的导向，基本采取了移民导向的路子。主导思想和支配性的观点，都是这个意思，是在移民导向下提出的解决方案。而移民导向，一直是安邦所建议的，与安邦以往的构想和建议是一致的。移民导向的解决方案，在顺序和节奏上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整和把控，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城市新移民和城市原住民的若干矛盾。这些矛盾不仅仅会在中国出现，实际上在世界各国的城市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其矛盾是显而易见并且无法回避的。关键不在于存在与否，关键在于如何调控、消除这种矛盾才是最为重要的。

　　从发展目标来看，对于城市新移民，一方面是放开的范围是有所约束，大部分消化在建制镇和小城市当中。另外一方面，对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有限制的意思，发展目标是建议对社会保险年限进行限制和调控，这也是一种公共服务，公共保障。规划提出，要有年限的限制，但也提出最高年限不得超过五年，也就是说，在超过五年之后就必须在这些方面实现均等化。特大城市还可以采取积分制等方式，设置阶梯式的落户通道来调控移民人口输入节奏。这些方面从方式方法来看是比较理性的安排，只是提供城镇社会保险的限制时间可能短了一些。一般其他国家的数据应该是7-10年较为常见，5年这样的调控限制略显紧张，挡不住移民的涌入。因为一个5年计划，或者两个5年计划的时间，一个城市要消化1个亿的人口转移，消化掉相当于一个世界大国的人口，难度是非常之大的。通过范围上的区隔，等级化地对待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否有效，是否真正挡得住，都是问题。很多人口的转移，其实并不在意社会城镇保险所提供的保障。这种保障有更好，没有如果需要的话，如果能够在特大城市落脚和发展、生存，移民也会依然采取这样的作法，这方面市场的力量可能更大。

　　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规划提出了一个对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的积极信号，就是在规划中提出的“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社会保险的成本和效用长期以来是受到质疑的。很多人都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保险对个人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负担了，对企业也存在很大的成本开支。与此同时，效用方面却存在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新闻报道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规划中提出，“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相当于降低了企业、个人的成本开支，这应该可视为鼓励人口转移、鼓励消费的一项积极措施。

　　在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方面，规划突出到一个比较高的重视程度上。这种相对高的程度是相较于以往的城市规划而言的。关键问题是怎么看医疗卫生服务，这是一个重要的系统建设问题，而非是服务的存在和出现的问题。当系统建设水平未能达到一定程度时，那么公共医疗卫生资源肯定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用。所以其系统效用才是对城市居民，对城市社会有直接意义的结果。比如北京的几家医院，现在不但承担着北京的医疗任务，由于医疗水平高，甚至具有唯一性，这些医院实际承担的是全中国13亿人口的医疗保障任务。在这种压力之下，要确保这些医院的服务品质，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这是一个系统建设的问题，不是愿景和号召的问题。

　　目前来看，新型城镇规划对于这些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没有给予针对性的清晰答案，只是强调在城市社会中应配套这些东西，对它的效用没有给予清晰的界定。也就是说，虽然未来城市的城市人口还会进一步扩张，但这些城市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能否得到根本的、或是较大程度的改善，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获得更多的资金投入，都还存在一些疑问。因为规划本身并没有提出限制性条件和目标，这也是这份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正如我前面谈到的一样，新型城镇化规划整个内容如果从头到尾加以审视，会发现一些矛盾之处。举例来说，在“拓宽住房保障渠道”这一节当中，其中提到在农民工集中的开发区和产业园区可以建设“单元型或者宿舍型的社会公共租赁住房”，类似的提法、构想其实还有很多。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这样的保障型住房或者公共租赁住房的规模比较大，对整个城市的空间而言，就会形成一种区隔，城市中的差别就会出现。这种区隔性的差别会制造出不同的城市社会空间，而这些社会空间同样会把城市新移民与城市人口各自局限于某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当中，实际上造成了新的二元发展模式。一部分实际上是“城市中的乡村”，另一部分是“村中的城市”，过去我们熟悉的“城中村”问题，其实就是这样的问题。这种导致城市二元化发展的形态，与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本意和主旨构成了矛盾，也是新型城镇化规划中忽略掉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来，规划的制定者们对于城市以及城市研究并不十分熟悉，并没有从技术的角度去研究城市，提法和方向上因此具有了随意性。

　　第十，城市群的品质与城市品质同样重要

　　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方面，显然在规划中是个重点。这方面已经在新闻媒体上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关注，甚至沉寂已久的股市也因此动了起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不少文章在讨论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的问题，其中重中之重，得到大家很大程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群的问题。

　　城市群在“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这一篇当中得到了最突出的阐述和解释。城市群在以往规划中没有被提及，而在此规划中，城市群被作为“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这个定位非常之高。从全国城市群整体的布局来看，基本是沿着“两横三纵”规划分布的，也就是以路桥通道、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另外的“三纵”，就是沿海高速京哈、京广高速、包昆通道作为三条纵轴。沿着交通网络上的通道，构建城市群，形成各种大小不一的城市群。

　　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城市群，通过GDP总量加以评估和衡量的话，中国现有的分布在“两横三纵”结构上城市群的数量可能太多了。有一些参与研究的人士透露，大概会有二、三十个城市群将会分布在“两横三纵”的结构上。作为一个GDP总量50万亿规模的一个国家，二、三十个城市群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客观的说，这些城市群的经济总量是否能达到理想的规模，这个可能会存在很大的疑问。日本经济搞到今天，也就是一个城市群比较引人注目，这就是东京圈。换句话说，我们在强调城市品质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关注城市群的品质？如果各个单一城市的品质不高，合在一起的城市群品质，是否就能达到理想的程度？这些都是大疑问。如果我们只是追求数量，只是追求某种形态的出现，一下子拥有了二、三十个城市群，这是否就是新型城镇化规划所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