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家意识的产生与独立国家的建立
    随着巴西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巴西人的国家意识也在增强，最终导致巴西的政治独立。其初始表现为印第安人和黑人对葡萄牙统治者的反抗。他们或逃往内地，或进行斗争。1560～1563年间在里约热内卢成立的塔莫约斯联邦，就是巴西历史上著名的印第安人武装反抗殖民者的斗争事例。此外，还有卡里里斯战争（1683～1713）和瓜拉尼堤卡战争（1754～1756）等。与印第安人相比，黑人奴隶的反抗则更为激烈。在巴西历史上奴隶贸易非常活跃时期，遍布许多地区的“基隆博斯”就是黑奴反对葡萄牙奴隶制度的典型事例。“基隆博斯”是“筑有防御工事的黑奴居民点”。（注：《巴西百科全书》，第676页，圣保罗世界出版社，1988。）它们远离城镇，与世隔绝。其中名为帕尔马雷斯的“基隆博斯”，因它所占地域广阔和武装抵抗之持久而彪炳千古。
    此外，殖民地时期的巴西还多次发生土生白人起义。这些起义具有“反葡萄牙性质”。1641～1720年间发生的这类起义行动多达10起，其地域分布较为广阔。这表明在巴西大地已普遍出现巴西人意识。被史学家认定最具反抗宗主国统治性质的起义是1684年发生在马拉尼昂的贝克曼起义，其矛头直指宗主国在当地开设的马拉尼昂公司。巴西人意识的增强植根于巴西殖民地经济实力的壮大。随着巴西殖民地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思想影响的增强，巴西人独立建国的意识也越来越强。自18世纪末起，一个要求从葡萄牙分离出来的解放运动在巴西逐渐形成声势。这种巴西人意识不仅表现在知识分子和富有阶层中，比如“米纳斯密谋”，也表现在普通大众中，如“巴伊亚阴谋”。1808年葡萄牙王室迁驻巴西后的13年中，葡萄牙统治者迫于形势而解除了殖民契约，实行了在客观上有利于巴西发展的政策，使巴西与葡萄牙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史称“巴西转向”。“在许多方面，巴西已不再是葡萄牙殖民地”，相反“葡萄牙成为巴西的殖民地”。（注：若埃尔萨·埃斯特尔·多明戈斯等：《巴西历史焦点》，第85～86页，圣保罗FTD出版社，1996。）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圣保罗、 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轴心地区，一些宣传解放与独立的报刊在1821～1822年间相继出现。其中著名的有：《巴西唤醒者》《尖辣椒》和《里约热内卢邮报》等。这种形势的存在与发展，使人不难理解巴西为什么会在1822年如此迅速地取得了政治独立。
    1822年9月7日巴西帝国建立以后，巴西仍保持着原葡属殖民地时期的疆域。这同西属美洲独立后的形势形成明显差别。笔者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殖民地时期西属美洲与葡属美洲存在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别。西属殖民地地域广阔，由4个总督区分别治理。各地之间联系松散。北部地区以矿业经济为主，与宗主国发生直接联系，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社会；而南部的阿根廷地区，其经济活动以农牧业为主，但并未与北部矿区形成紧密的市场关系。葡属美洲的情况与此不同。殖民地时期巴西经济发展的特征是单一产品周期性更替。不同产品的相继发展，致使经济中心地域转移，亦带动了人口流动。因此，葡属美洲各地之间的联系强于西属美洲。这一点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巴西沿海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上。这是巴西经过独立斗争之后而未四分五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政治发展
    巴西独立后实行帝制。1824年宪法实际上赋予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广大民众被排除在选举之外。巴西政治仍由与前宗主国有联系的人决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家认为，“我们的独立不具有革命内容”。（注：若埃尔萨·埃斯特尔·多明戈斯等：《巴西历史焦点》，第99页，圣保罗FTD出版社，1996。）巴西帝制一直延续至1889年11月15 日成立巴西合众国。从1889年至1930年期间，被称为第一共和国。它既有别于帝国，也与其后的共和国存在许多重大差别。
    由帝国转变为共和国，是巴西国内一系列重大事件发展的结果。巴拉圭战争是促使巴西政治演变的重大事件。作为战争一方三国联盟成员国的巴西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战争使巴西财政加深了对外国、特别是对英国的依附。更重要的是战争对巴西国内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在战争中，巴西黑人组成的57个营参战，从而提高了其社会地位。通过战争，巴西军队发展成为一个有纪律的、现代的社会组织，排除了文人领导军队的体制。在军队内部形成了一个主张废除奴隶制、建立共和国的派别。军队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播下了军人干政的种子。
    直至巴拉圭战争结束时，巴西是西方国家中惟一存在奴隶制的国家。与它同属新大陆的美国早于1862年正式废除了奴隶制，而前西属美洲国家在19世纪初独立斗争中，奴隶已获解放。巴西奴隶制之所以延续如此长久，主要与国家政权掌握在大庄园主阶级手中有关。巴西废奴的历程，自1850年颁布欧塞比奥·德凯罗斯法禁止贩卖非洲奴隶算起，至1888年议会通过“黄金法”无条件废除奴隶制止，历时近40年。奴隶制的废除是促使巴西政治演变的另一起重大事件。因奴隶制的废除而采用雇佣劳动制，在一定范围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但对黑人来讲，“奴隶制的废除并不表明对他们剥削的中断”（注：《巴西百科全书》，第3页，圣保罗世界出版社，1988。）。 因为解放了的奴隶并未获得基本的生活手段，他们中不少人流入城市成为“盲流”，其子女得不到基本的教育。这样的结果延续至今，使黑人（混血种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从1930年革命至1937年，被称为第二共和国时期。尔后是新国家时期（1937～1945）、民众主义共和国时期（1945～1964）、军事制度时期（1964～1985）和新共和国时期（1985年至今）。在1930年之后的长达70年的时间里，巴西的政治发展体现出由专制向民主发展的趋势，社会各种势力日渐活跃，国民参政的程度逐步提高。但是逆潮流而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最典型的例子是在30年代瓦加斯政府所实行的“集权的联邦主义”政治体制，各州的自治权几乎完全被终止。从形式上看这是民主的倒退，但它对克服传统州长的政治影响、消除“诸侯”状态，对统一市场的建立具有进步意义。此外，对于1964～1985年的军人统治也应作全面评价。这一时期国家政权掌握在军人手里，但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则“比以往时期更完全地委托给专家”。“实际上巴西政府成了在军方监护下的专家政府”。（注：斯·罗博克：《巴西经济发展研究》，第22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它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政府的反对派实施坚决打击。1985年军人还政后，新共和国颁布的1988年宪法扩大了地方权力。这对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具有进步作用。然而，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地方对抗中央的势头在增强。这说明，时至目前，巴西联邦共和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未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