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特约作者 黄文政 专栏作家 梁建章）据新华社报道，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

　　由于我们反对继续控制人口，一直呼吁全面放开乃至鼓励生育，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并不看重粮食生产的自主能力。鉴于此，我们以此文来重申对粮食问题的立场。我们认为，中国必须重视粮食安全，因为粮食供应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国家安全问题。安全与经济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议题，没有国家安全作为基础，经济繁荣随时可能成为泡影。中国也许可以适当进口粮食，但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中国必须保持国内粮食自主生产能力，而不能指望国际市场来保障本国的粮食供应。

　　首先，粮食是维系人类生命的首要商品，它的价格弹性非常小（需求刚性大）。换言之，如果供过于求，粮食价格会大幅下降，因为粮食价格再便宜，人们对粮食的消费也不会增加多少。另一方面，如果供不应求，粮食价格则会飞涨，因为价格再高，人们也要吃饭。所以粮食价格对市场供需平衡特别敏感。一场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哪怕只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量几个百分点，粮食价格都可能飞涨数倍。一旦出现世界范围的恐慌，市场机制可能完全失效。这点在金融危机前的那场短暂但恐怖的全球“粮慌”中表现非常突出。仅仅在2008年3月30日的一天之内，大米的期货价格上涨了30%。几个主要粮食出口国突然停止出口。如果不是后来的金融危机降低了世界性的需求预期，世界粮食市场一夜之间完全崩溃并非天方夜谈。

　　其次，决定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走向的因素不仅包括显性的实际供给，也包括隐性的可替代供给。如果把生产出来的粮食看成是显性的实际供给，那么可以生产出来、但实际并没有生产的粮食则是隐性的可替代供给。这种隐性的可替代供给作为可实现的供应量,是抑制未来粮食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只要中国拥有粮食自主生产能力，即便这种能力未被使用，也可使大幅推高粮食价格的企图废功于无形。简单地说，在搏弈论中，一方的搏弈力道取决于其拥有的潜在的可运用能力，而非其实际运用的能力。如果依赖国际市场来保证粮食供应，那实际上是废弃自己手中的筹码，将未来市场的主导力拱手送人。而且，与一般商品的可转换性不一样的是，粮食自主生产能力一旦失去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可逆转的。

　　第三，粮食需求的刚性特征导致垄断利润极其丰厚。比如，在粮食短缺时，如果垄断者销毁部分粮食，那么虽然它能卖出的粮食要更少，但因为粮食短缺致使粮价暴涨所带来的额外利润可能会远超过被销毁的那些粮食所损失的收益。由于这个原因，对粮食市场的最终垄断在商业上对巨型跨国粮商有着致命的诱惑力。但是，这些跨国粮商要达到支配性的垄断地位需要非常长期的谋划、巨大的财力和所在国政府在政治和外交上强有力的支持。虽然西方大国一直在全球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它们对本国农业的巨额补贴却节节升高。这些国家在农业上的这些长期策略是卓有成效的。到现在，第三世界的农业生产已经越来越边缘化，75%至90%的世界粮食市场被西方的四大巨型跨国粮商所控制，这种现象值得警惕。

　　既然我们如此重视粮食安全，为什么却一再呼吁全面放开乃至鼓励生育呢？实际上，这两者没有丝毫矛盾。粮食供需是一个涉及到耕地、技术、储备、市场等各方面的非常复杂的动态平衡问题，根本不能归结于划定人均耕地面积底线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术题。有人认为继续限制生育、控制人口有利于保持中国的粮食自主生产能力，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

　　中国人口现在占世界19.1%，但耕地面积仅占世界7%，很多人由此觉得中国地多人少，因此需要控制人口。但实际上，由于耕地分布并不均匀，少数耕地富有国会拉高世界平均值，使世界人均耕地这个指标失去代表性意义，导致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耕地都要少于世界平均。按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数据，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占有量少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就有167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世界69.2%。

　　而且，不同地区粮食的生产条件是不同的。比如，印度旁遮普邦用不到印度3%的耕地生产了印度19.5%的小麦、10.3%的棉花、11%的水稻。中国地处温带和亚热带，土地相对肥沃，粮食生产条件较好。按《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力》研究，中国远期粮食产量在7亿吨以上，而《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量》的估算超过8亿吨。即便7亿吨的保守估计也比2012年6.02亿吨的粮食产量高出16%，远超未来人口增长的最高估计幅度。即使现在就全面放开生育，并幸运地把中国未来生育率维持在2.0以上，中国未来的人口峰值也不可能超过14.5亿，与现在相比增加不到7.1%。

　　其实，推动粮食生产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需求，在世界各地，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如下图所示，在过去50年内，不同国家的耕地亩产总体上都在上升，而中国的亩产到目前也只有发达国家85%左右。但或许因为需求的压力趋缓，中国在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强度仅相当于1980年代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在发达国家占70%至80%，但在中国仅占45%（张利庠、纪海燕，2007），这也印证了中国在粮食单产上还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

　　图 10 不同国家耕地亩产量(1961-2006)

　　中国现有耕地18亿亩，从1999到2011年，累计退耕还林达4.34亿亩，这当然体现了对环境的重视，但也说明没有耕地不足的危机。由于农村居民外出工作收入增加，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不断攀高，让不少耕地处于抛荒或耕种不足的状态。农业部长韩长赋在2011年表示，中国盐碱地中还有2亿亩有农业利用潜力，通过治理可以达到中等农田的生产水平。中国因矿产开发等人为破坏废弃的土地约达2亿亩，70%是耕地和其他农用地，其中不少可以复垦。按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分类，农用地包括耕地、园地、草地。中国的农用地面积全球第一，是巴西、俄罗斯的两倍，印度的三倍。人均农用地面积远高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东南亚国家。中国的草地面积是耕地面积的4倍，而世界平均只有1.5倍（中国科学报，2012）。丰富的草地让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发展草地农业、提升饮食水平、保障食品安全。

　　那么城市化是否会占用大量土地？实际上，城市的占地面积比一般人的想象的要少。根据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约300个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总和为3万多平方公里，仅占国土面积的千分之三，相当于耕地面积的2.4%；即使把现有城市面积扩大一倍，其对耕地总量的影响也有限，何况受影响的土地很多并非是耕地。而且，由于人口集中，城市的土地使用效率要高于农村。中国目前的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只有农村的1/4；城市化在理论上可以节省土地，只是当前的城市化并不充分，没有将农村人口从土地上完全转移出来。

　　总而言之，中国的耕地和潜在粮食生产能力足以应对全面放开乃至生育之后的人口变化。虽然耕地够用，但减少人口难道不能提高粮食的安全冗余吗？这种观点也不对。粮食安全危机来自供应而非需求的改变，即使在超高生育率下，人口自然增长一年最多百分之几。若供应不变，需求多百分之几不会饿死人，所以饥荒一定是由供应突然减少所致。人口众多，粮食正常供应量也大，更容易应对供应波动，也就更不容易发生饥荒。历史上的大饥荒都与信息不畅，交通不便或管理不当有关。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通信和交通的改善，世界发生饥荒的大都是偏远，人口稀少或者相对封闭的地区。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更有条件保证粮食供应的稳定。

　　中国一贯重视粮食安全，粮食自给率始终稳定在90%上下，谷物在95%以上，粮食储备是年消费量30%以上，是世界平均2倍，远高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建议的18%的安全线（虞国平，2009）。中国每年酿酒消耗0.2亿吨粮食，粮食储存每年可避免的浪费也有0.2亿吨。两项合计0.4亿吨都可养活1亿人，说明中国粮食供应有较大的安全冗余。而即使鼓励生育成功，按最乐观的估算，人口峰值也不会比目前多出1亿人。

　　尽管人口众多未必增加饥荒的风险，却可能拉低人均粮食拥有量而导致长期营养不足，这也是宋健等人当年倡导一胎化的主要理由之一。但中国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人均产量总体上在稳步增长，现在的营养摄入量基本上是足够的。 根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2009年的数据，除了奶类之外，中国在所有食品大类上的人均供应量都高于世界平均；与美国和欧盟相比，中国在谷物、蔬菜、蛋类和鱼类的人均供应量方面更高，但在水果、肉类和奶类方面则较低。从下表可看出，中国在能量、脂肪、总蛋白质和动物蛋白质摄入量等每一项营养指标上都高于世界平均；除动物蛋白质外，中国在其他指标上也都高于日本。根据卫生部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城市居民的禽肉和油脂就消费过多，营养过剩引发的慢性病如肥胖、脂肪肝、糖尿病等发病率都在快速增长。

　　人均每天营养摄入量（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