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协商民主包容差异与多元,能够积极有效地推进全球治理的发展
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的发展,使民主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而成为区域或全球性的政治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文化、历史、传统、种族、宗教的差异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既是稳定的,也是随历史而变化的,并且日益产生新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产生了普遍的冲突和分歧,从而使既有的民主体制无法应对其面临的挑战。协商民主承认多样性并鼓励政治生活参与者利用理性,鼓励包容、参与、倾听、尊重、理解, 为分歧和冲突的解决提供了共同合作的方法。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着转型国家的发展、经济贸易纠纷、国际新秩序的构建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 在遵从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就各方利益进行公开的沟通、交流,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广泛共识,从而化解暴力、冲突与战争。解决环境、安全、恐怖主义等问题,协商民主是最为恰当的选择。
(六)协商民主超越了对“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自然中心主义”的片面认知,形成了一种既尊重人类,也尊重自然,通过促进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尊重的生态治理模式,从而推动着生态文明建设
人类中心主义理念支配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已经给人类本身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灾难,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森林减少、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和荒漠化、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衰退等。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人类必须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对生态文明、对绿色政治的探索,也就包括了对越来越偏离以人类为中心的政治形式的探寻。“不仅在人类之间存在民主,而且在人类与自然界的交往过程中也存在民主,尽管并不是在自然世界,或者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任何简单模式中存在民主。”“建立生态社会的战略必须依靠合作型生态地区的方式,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以一种重新唤起的与社群利益休戚相关的意识与替代对竞争优势的不懈追求。与此相关,也应调动参与型民主制的政治艺术,因为这种民主制既力求平均分割权力、化解彼此冲突,又努力维护公民社群内的多样性。”生态文明预示着人类的政治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替代性选择,这种治理形式,就是建立在公民广泛参与基础之上的协商民主政治。只有经由广泛参与的协商政治之路, 通过生态治理,才能实现人类文明的飞跃。
建设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是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国家的共同选择。与其它民主形式相比, 协商民主为人类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二、中西方协商民主具有不同的历史基础、发展路径和基本特征
虽然到目前为止,代议制民主是人类发现的较为成熟的政治形式。但政治家和理论家始终没有停止对其他民主形式的探索。20 世纪中西方提出的协商民主理论,以及对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为人类的这种努力提供了坚实的经验支撑。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中都存在着协商民主的要素,但是中西方协商民主形成的历史基础、发展路径和基本特征则存在显著的差异。
(一)历史基础不同
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当代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西方的协商民主则是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基础上,为应对当代自由民主政治面临的挑战而提出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三三制”政权鼓励不同意见的表达,照顾和维护各方利益,这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最初实践。“三三制”政权成为一种民主施政、政治协商的政权形式,既体现了民主的形式,更体现了民主的实质。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1948 年4 月底,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 年9 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协商民主的实践。2006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第一次较为正式地提出协商民主的思想。2007 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总要求,同时,就“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定位、发展目标、制度形式、实践平台、具体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和部署。
事实表明,中国的协商民主深深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等观念奠定了中国协商民主形成的文化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中国的协商民主提供了理论指导。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周恩来也说:“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輥輯訛这些观念既指导着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也是中国协商民主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在西方社会中,对协商的重视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中就存在着协商民主的实践。古代雅典的民主,崇尚公民积极参与、直接民主、广场辩论和对话,雅典的公民大会就是通过全体公民的讨论、协商决定政策。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为了警惕和克服直接民主的局限,美国的开国元勋在1787-1789 年制宪过程中,力图设计一种权力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美国十三个州的代表集中在一起,就美国宪政建设和国家构建进行了长时间慎重的协商讨论。美国制宪过程是典型的西方协商民主的个案实践。20 世纪后期,自由民主因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而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为有效应对当代西方自由民主政治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西方国家开始在基本制度框架内逐步尝试协商民主实践,例如通过共识会议实践决策民主,通过市镇大会和协商大会等形式容纳广泛的参与等。
(二)发展路径不同
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系统总结自身民主政治实践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是与中国国家制度建构紧密相联的;而西方的协商民主则是为了应对自由民主的困境、力图恢复直接民主、公民美德和理性之治而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