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协商目的的公共性

　　中国的协商民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一根本出发点，其目的是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诉诸公共利益，兼顾各方利益，达成一致共识，更好地推动决策制定和落实。中国的协商民主提高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更全面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扩大了民意基础，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的基本形式和有效保障。

　　5.协商制度的规范性

　　中国协商民主是制度化的协商民主，是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为在国家层面开展协商民主提供了根本制度基础；我国立法机构先后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立法法》，地方各省市立法机构相继出台《立法听证办法》或《立法听证规则》等，明确规定了重大决策实行听证制度；国务院还建立了参事制度，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也建立起了日常的协商对话制度。中国协商民主在不同层面都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一整套保证民众意见表达、达成广泛共识和做出合法决策的体制机制，保证了协商民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西方的协商民主则不同， 它根植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 是对既有民主制度的一种完善和补充。第一，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自由资本主义， 它不可能孤立于资本主义制度现实的价值取向。就像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美国宪法所有精致的设计，例如权力分立与制衡、联邦主义和权利法案等， 都是为了让我们进行充分的讨论，施行‘协商民主’，通过它，所有的公民都需要参与一种政治过程， 检验其关于现实的各种观念， 说服他人同意自己的观点， 以及形成共识联盟”。第二，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学者的探讨阶段， 理想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社会的复杂性、不平等的存在、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利益集团的操控， 使西方的协商民主依然是真正的“未竟的现代性工程”，西方的协商民主仍然没有摆脱精英主义的窠臼。第三，由于“派系的危害”，以及纯粹“多数原则”的限制，西方的协商民主经常会遭遇到失败。由于缺乏对公共利益的统一认识， 以及自由民主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崇尚， 协商过程更多的是对各自利益的追求，而无法在公共利益基础上形成共识，协商失败和无效是西方协商民主最为常态的特征。第四，虽然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指出了西方自由民主面临的困境，但其提出的解决方案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和长期性， 依然局限于对西方自由民主的修修补补。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优势：比较的视野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对协商民主既有理论上的思考，也有实践领域的探索。与西方的协商民主实践相比，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更丰富、实践效果更明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更符合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本质要求，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一） 中国的协商民主有效地拓展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实现了最广泛的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强调“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并把它作为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协商民主涵盖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等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能够使社会各群体中个别、分散的意见、愿望和要求通过不同的协商渠道得到系统、综合的反映，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例如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有着广泛的代表性，2237 名委员中， 有258名少数民族委员，56 个民族都有代表性人士进入全国政协。正如李瑞环同志指出的，“这种协商，已经成为我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和优点。”而在十二届全国人大2987 名代表中，农民工代表有31 位，妇女代表有699 人， 非公有经济代表人数达到225 人。因为开拓了公民参与的新渠道，搭建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新平台、新机制，协商民主成为公民有序参与的制度化渠道。

　　在西方的协商民主中， 因为自身制度的局限，其包容性无法满足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在欧盟政治生活中，虽然通过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等形式也照顾到了不同国家、区域和公民个人的代表，但其广泛性、普遍性依然存在明显的不足。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即使是2012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虽然选民增加了800 万，但实际参加投票的人数却减少了500 万，投票率仅为57.5%。

　　（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了各种利益诉求，有效地推动了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民主决策主要解决权力的运行问题，即选举产生的官员不能为所欲为地使用其手中的权力，他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协商民主能够利用制度化的渠道，广泛吸收决策信息，听取利益相关者意见表达，从而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党的十八大报告形成的过程，+就是充分发扬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共中央组织了46家单位就15 个重点课题进行调研，形成57 份调研报告；报告起草组组成7 个调研组，分赴12 个省区市进行专题调研；中共中央还专门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目前一些地方的立法机构也积极尝试协商的形式，如公开征集立法建议项目， 将法律法规草案登报、上网，举行座谈会、听证会等征求专家学者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建议，取得了良好效果。

　　而西方的协商民主虽然在体制定位上规范了民主决策的要求， 但是其实践却不尽令人满意。2007 年5 月《时代》周刊刊登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著作《对理性的侵犯》中的有关内容。戈尔在讨论伊拉克战争时， 引述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参议员的话：“这个议院大多数时候都沉默着， 不祥的、可怕的沉默。没有争辩，没有讨论，没人打算为这个国家列出这场特殊战争的利弊。什么也没有。我们在美国参议院保持着被动的沉默。”因此，戈尔说，我们的民主正面临被掏空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