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久]因为他们对城市任何的文化设施都是隔膜的，第一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文化生活，我深入地了解过农民工这个群体，全国各地的农民工我都了解过，有一半以上的人没有一本书，很多的人一二十年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我告诉他们我们城市的图书馆、博物馆都是对公众免费开放的，你们去过没去过？这些农民工说第一不敢去，第二没时间去，第三也不想去。

　　[主持人]不敢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何香久]因为他们觉得跟城市隔了很大很大的距离，觉得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是给市民建的，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参加过博物馆、图书馆类似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但是他们告诉我这些设施建完了就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说他们对城市的文化设施不敢问津。他们的收入虽然说这几年不断地在增多，但是他的生存成本很贵，刚才香桂也说了，孩子要上学，家里还有老人，还要租房，他们生活的成本很高，他与城里不一样，城里人有房，孩子可以上学，社会提供的保障很多，但是这些保障他们在城里他们享受不到，所以说他们在文化产品的消费上就选择那些没有成本的消费或者至少是价格比较低的那种消费。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我做过一个调查，大概在他收入的1%左右，最高也就到了2%。现在我们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按照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数字是2060块，他在文化消费上的投入大概是1%左右。

　　[主持人]这是您的一个实地调查，我看到有媒体报道说您这个调查其实还颇为曲折，能跟我们说说吗？

　　[何香久]因为2012年我接到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一个话题，写一本关于农民工的（非虚构）一个纪事文学，这本书的名字叫《他们的流年》，这样我就走近了我本来很陌生的群体，我在北京、四川、河南和我们河北，很多个城市采访过很多很多的农民工，大概有一百二三十口子人，这些农民工来自全国各地，但是采访农民工和一般采访是不一样的，带个录音笔、笔记本你把这玩艺儿一掏……

　　[主持人]就是特别直接、特别生硬生的采访可能不会有好的结果。

　　[何香久]他们什么话都不会和你们说，那么你要和他们能说话，首先要交朋友，要走进他们群体，我曾经以找侄子为名进入过一个农民工露宿的桥洞下面，我跟他们谈，然后越谈越亲热，我带着低价的烟，给他们散烟，这样感情马上就拉近了，然后这种身份又不是一个作家的身份，又不是一个干部的身份，你跟他谈的时候他什么话都跟你说。我问到他们的业余生活，他们说主要是第一睡觉，第二聊天，第三有时候打打扑克。如果挣钱多了，再找个有啤酒的地方，喝点啤酒、吃个烤串，这就是他们全部的业余生活。你问他看过书没？想看吗？第一，没时间，第二也不想买。

　　[主持人]我们已经感受到今天来到直播现场的两位代表所关注的核心是在哪里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政务直通》，我们今晚关注的是怎样让进城务工人员更好的融入城市，如何在城镇化过程中保障农民工的权益。收听节目的同时，您依然可以登陆中国之声在新浪或者腾讯的实名微博，找到本期节目的内容预告贴，跟贴提问或者发表观点，和我们保持互动。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主持人]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政务直通》两会特别节目，我是方亮。今晚我们关注农民工的诉求。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河北沧州市政协副主席何香久先生，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香桂女士。这一届2987名人大代表中，农民工代表是31人，上一届只有3个人，从3到31，涨了差不多10倍。但对现在中国2亿6千万的农民工群体来说，这个比例并不高——平均每一个农民工代表的身上，都承载着800多万工友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位农民工代表的建议也都格外引人关注：给大家介绍薛志国先生，出身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普通农民家庭——1995年来到北京打工，这一干就是小20年的时间，现在，他在一家保安公司当经理，同时也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持人]他今年的建议是怎么创建基层帮扶组织，给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和法律援助，而对于随行儿童也应该取消借读费和择校费。薛志国的建议，有媒体解读为关键是“孩子去哪儿”的问题，留在家里，担心出事。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朱雪芹说，几年前她走进上海未成年人管教所，听到工作人员介绍说，那里85%以上都是外来人员的孩子时，非常震惊。带在身边呢，上学又不容易。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将使更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纳入城镇教育、实现异地升学。而全国人大代表朱良玉同样在北京当了20年保安，他说，就算“五证”齐全，入学路上依然困难重重。比如有的农民工暂住证地址是地下室，他的孩子可能就在上学上存在一些问题。曾香桂代表，我们之前谈到您去年的建议，要关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怎么样更好的进入公办学校，从而留在父母身边，虽然北京、东莞可能在一些具体情况上有差别，但是就你的调查，这里面的难点到底在哪里？

　　[曾香桂]在东莞，难点主要是市政府财政上的压力，可能只有一部分人员能够通过积分入学的方式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其余的两种方式就是读“贵族学校”，或者贫民化的民办学校。大部分农民工子弟还是在民办学校里面就读。

　　[主持人]这个“大部分”比例最大能占到多大？

　　[曾香桂]这个比例还是相当大的，具体多大我还没有去统计过。

　　[主持人]可能很多工友最后都选择这样一个方式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但是会付出更多的经济上的压力和思想上的成本。我们也谈到了农民工进入大城市的户籍问题，您今年的三份建议中有一份同样的关注给出的却是不一样的解决路径，叫做《促进农民工在本土实现市民化》，为什么这么提？

　　[曾香桂]在我的调研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做“城里人”。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比较高，入户门槛也比较高，可能会选择退而求其次，回到家乡的县城或者是一些中小城镇入户，从而达到市民的待遇。

　　[主持人]刚刚香桂谈到她在调查当中的了解，何先生在2012年开始跟那么多省份和地区农民工兄弟交流的过程当中，有听到过类似的描述吗？

　　[何香久]尤其是我们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乡村的认同。他们想什么呢？我问过一个90后的孩子，我说你进城务工以后你的理想是什么？他想都不想告诉我，就让我儿子成为城里人，我说你儿子多大了？我还没结婚呢，我还没对象呢。你像我们城里的90后绝对不会想这个问题，他充其量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这就蛮不错了，他绝对不会想他儿子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他就在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