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9:高收入人群的生态忧患意识也较高
调查数据显示,从收入水平看,受访者对我国环境状况的担忧、对饮用水及食物的关注的比例随收入的增加呈增高的趋势。收入低的受访者大多为生计而奔波,无暇顾及生活的质量;收入高的受访者已得到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提高生活质量上去。(见图10)
特征10:高学历受访者的生态价值意识明显较高
调查数据显示,从文化程度看,受访者对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排污收费制度等的知晓度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而明显上升。另外,受访者的生态价值观很大程度上还属于工业文明框架下的“以人为中心”、“万物为人而存”的经济价值观,还没有树立起生态文明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协调发展”的生态价值观。(见图11)
特征11:年老者的理性消费意识相对较高,“不浪费”成为省吃俭用的新内涵
调查数据显示,年老者的理性消费意识相对较高。这不是环境意识教育的原因,而是长期的节俭的生活习惯所致,同时也与老年人对健康的高度关注以及养生理念有关。(见图12)
调查中也发现,受访者对国家倡导的“厉行节约、杜绝浪费”有很高的知晓度,反“四风”中关于勤俭节约的内容也深得公众赞同。但这些理性消费规范主要是在工作领域起作用,而在私人消费或熟人交往中较难贯彻。
特征12:受访者的环境法制意识较低,普遍缺乏维权意识
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环境问题举报电话的准确率为45.5%,举报污染环境行为的比例仅为49.7%。从职业来看,环保工作者及公务员的环境法制意识较高,环境问题举报电话的准确率、污染环境行为举报率平均比农民、普通职员、个体经营者高出7个百分点以上。(见图13)
正如著名环境科学专家曲格平教授指出的:“环境保护靠宣传教育起家,也要靠宣传教育发展。”公众对生态文明知识的掌握程度、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同程度以及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行为表现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宣教的深度和广度。有效的环境宣传教育是生态文明政策顺利实施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广泛开展的前提,使得公众参与生态建设由被动、自发变为自觉行动,这远超出任何事后治理的项目所能产生的环境效益。为此,结合我国公众生态文明意识的现状及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的实际,提出以下6点建议:
(1)加大对提高公众生态文明意识的支持力度,增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能力。
生态文明意识的调查、宣传覆盖的地区、行业、领域广,涉及到的专家、调查人员、媒体等人员多,特别是开发新的传播渠道、内容、平台,需要新的人、财、物投入。首先,应积极争取国家层面加大经费支持力度,并积极寻求企业、社会的支持,使经费投入与宣教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相适应;其次,加强宣教队伍建设,定期开展交流培训,提高宣教队伍的业务素质、业务能力。
(2)转变宣传教育模式,推动公众参与。
积极构建公众参与机制;促进环境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完善环境立法、重点项目环评等的听证制度;探索社区圆桌对话机制,建立政府、企业、公众定期沟通、协商解决的平台,促进公众参与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
公众的参与和压力对政府制定环境政策和法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往往是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曝光和叫停的催化剂,也是启动官民协商对话的助推剂。近年来的环保群体性事件也足以显示公众参与的力量。当然,逢反必停也并非一定符合公共理性和公共利益。“压力”应成为理性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协同的动力,应借此机会开展参与式协商,就相关建设与环保议题达成可接受共识,既反对政府不顾环境利益蛮干,也反对逢反必停式的参与“民粹化”倾向,通过鼓励更有成效的公众参与来提高公民参与政策议题讨论的实际能力与理性化水平。
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功能从直接从事环境宣传教育,变成推动鼓励生态教育的资助者和推动者,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推出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程序,满足公众的表达权、参与权,引导公众身体力行参与环保工作;构建立体、多元、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统一战线,资助研究生态教育普及和传播工作的学者,加强相关研究的推动,对环保社会组织进行多方面的扶持和引导,发挥其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探索社区圆桌对话机制,建立政府、企业、公众定期沟通、协商解决的平台。
(3)调整宣传的内容、形式等,拓宽宣教平台,加强宣教的精准性、有效性。
根据信息传播渠道、形式的变化和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改变,调整宣传的内容、形式等,做到有的放矢,精准传播。充分发挥数字新媒体的平台,主动探索利用新媒体进行环境信息传播、公众投诉反馈、在线互动交流、环境舆情监测和环境应急响应等方面的方法和策略。这就要求,加强与电信、新媒体等渠道商、内容制作商的合作,通过移动互联、移动终端、开辟环保微博、微信、app等,加强宣传、沟通、调查、互动等,提高信息的透明、及时、快捷;从百姓角度设置议题,从公众舆论捕捉话题,多用鲜活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报道,让生态文明宣传报道更加贴民、亲民,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提高生态文明信息的传播能力、互动性。
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公众,在宣教内容、形式上要有所差异,投其所好。对于老年人、农村居民,侧重采取传统的电视、广播、宣传栏等;对于年轻人,特别是80、90后,多运用新媒体、移动互联网等。
重视生态文化载体的挖掘,发挥各级环境教育基地、图书馆、博物馆以及主流媒体、网络、社会媒体等在传播生态文化方面的作用。更加重视生态环境文化的宣传教育,创新世界环境日等节日纪念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加大推行绿色生活方式的文化宣传力度,形成健康合理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4)改变传统以城市为中心的宣传重点,加强对重点地区、人群的宣传教育。
改变传统以城市、城市居民、城市内容为宣教重点,加强对农村地区、农民、农村环境的宣传。积极探索适合农村生活的宣教内容和形式;通过“环保科普知识下乡”宣传队、现场环境咨询等面对面交流形式,文艺表演、有奖问答等互动形式,以生活化内容、寓教于乐的方式,向广大农民开展生态环保宣教活动。加强对民间环保组织开展环境宣教活动的支持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