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还会曝出怎样的丑闻？别想，也别猜。如果不在根源上找问题并解决，孩子们就得不到健康和平安，而你我为人父母就注定受煎熬。

幼儿园，“忧儿园”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西安席卷全国多个地区的“药儿园”事件尚未平息，“毒儿”事件又再次发生——3月19日下午，云南省丘北县民办乡村幼儿园——佳佳幼儿园——发生毒鼠强中毒事件，32名孩子疑似中毒，2人不幸死亡，5名孩子经抢救死里逃生。至今，有关这起中毒案的原因猜测仍不绝于耳，最大的疑点指向当地民办幼儿园的竞争，但警方至今还没有定论。

呜呼，算计，不在这里，就在那里候着——我悲愤且无助地发现我们的孩子和我们一样也正面临着这样的险境。

之所以烙下这样阴暗的印象，与我从业以来的新闻一线见闻有着直接的关联。2003年 “大头娃娃”事件，一些孩子因此丧命，逃过一劫的那些孩子相比之下则很难说得上“幸运”，因为时至今日已成少年的他们仍饱受当年婴儿时期食用毒奶粉的漫长摧残——或智力障碍，或发育不良，凡此种种，当父母的无不痛苦不堪，但他们悲愤且无助，当年，该谴责的，舆论谴责了；该追责的，虽然不痛不痒，但也判了一群，“下马”了一批。唯独这赔偿机制却没有跟上，事件草草地便“维稳”了，冤有头，债无主，你让这些当农民的父母向谁去讨个说法。

其实，与孩子们所受的苦难相比，任何的“说法”都是轻飘的。与“大头娃娃”相似的结局也发生在后来的“三鹿奶粉”事件上，后者影响力更大，可谓食品领域的一场大地震，可，“三鹿”死了，对孩子们的算计并没有就此结束。

《新民周刊》在“三鹿”事件后，还曾调查曝光过华北一带的“假牛奶”现象，这些假冒伪劣产品算计的依然是孩子，所用的原料根本与奶无关，而是皮鞋的直系亲属——皮革水解蛋白。当年，这篇报道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批示，大大小小的官员也下马了一批，可“假牛奶”并未因此绝迹。

即便是我这样一个曾多年报道食品安全问题的记者，也不敢断言今日的中国儿童食品在经历了历次丑闻的涤荡后变得有多少纯净。

以前，我总在劝慰自己学阿Q，“逃不掉，那就算了吧”，老话不是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吗？还有一句老话说“眼不见为净”。可当了爹后，我终于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份焦虑了，阿Q原来不是说当就能当的。作为成年人，我们可以假装自己早已修炼得可以吃百毒而百毒不侵，可孩子呢……

一直做社会板块的调查记者，一度以为“最严重”的莫过于食品安全问题，但最近发现，曾经以为是“乐土”的幼儿园也颇多藏污纳垢。

幼儿园，孩子们接触社会的第一个驿站，到底怎么了？

重病缠身的“早产儿”

这几年来有关幼儿园的丑闻，几乎每一起我都采访报道过。

给我留下巨大的心灵创伤的三起幼儿园丑闻分别是：2011年甘肃正宁“小博士”幼儿园校车事故——这场事故直接导致19名孩子死亡；2012年温岭“蓝孔雀”幼儿园虐童事件——海量的虐童照片直逼人们的承受底线；还有发生在苏州、泰州等地的幼儿园砍杀事件——请原谅我“记忆模糊”，因为过于残忍严重超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对这样的新闻，我连阅读的勇气都没有，今天，来写这篇文章时，发现居然连问“度娘”的勇气也很难鼓起。

当了父亲后，居然心理变得更加柔弱，我想，那就是爱的力量。我原本想，爱，对孩子们而言是一个多么轻易可取的东西，因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一件多么容易办到的事情，但现实似乎并非如此。

回顾我所采访的那些幼儿园的丑闻，共通之处是它们通通发生在民营幼儿园，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准入门槛过低，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的不堪重负，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的趋利性，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的管理混乱以及形同虚设的行政监管……

公办幼儿园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那些夺命的丑闻就偏是集中在“民营”。“重病缠身的早产儿”，州等地的幼儿园砍杀事件——请原谅我“记忆模糊”，因为过于残忍严重超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对这样的新闻，我连阅读的勇气都没有，今天，来写这篇文章时，发现居然连问“度娘”的勇气也很难鼓起。

当了父亲后，居然心理变得更加柔弱，我想，那就是爱的力量。我原本想，爱，对孩子们而言是一个多么轻易可取的东西，因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一件多么容易办到的事情，但现实似乎并非如此。

回顾我所采访的那些幼儿园的丑闻，共通之处是它们通通发生在民营幼儿园，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准入门槛过低，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的不堪重负，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的趋利性，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的管理混乱以及形同虚设的行政监管……

公办幼儿园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那些夺命的丑闻就偏是集中在“民营”。“重病缠身的早产儿”，我给民营幼儿园下的这个身份定义，是基于我对上述丑闻的梳理以及对中国学前教育问题的调研。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学前教育至少在数量上呈现明显的“国退民进”的态势，简单点说，就是幼儿园公办数量下降，民营数量激增，这个“一退一进”又是在一个怎样的学前教育市场需求下发生的呢？

——在城市，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容、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导致城市尤其是城乡接合部地区的学前教育需求激增。

——在农村，随着青壮年的入城务工，以及学前教育概念的普遍提升，大量留守儿童被送至幼儿园。

这两个学前教育的市场需求形势，还与人口生育高峰期的到来相对应，要命的是，各地各级政府历年来在学前教育市场的投入都是严重的不足。

还有一个很严峻的变化——幼师职业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前期那样吃香，优秀的学生不再钟爱报考幼师专业，而优秀的幼师在幼儿园也留不长久。

在这样不断拉大的供求失衡下，民营幼儿园的大量新办甚至黑幼儿园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投入的不足。

罪并不在“民营”本身，民营原本完全可以与公办相得益彰，问题是，民营幼儿园存在着先天的不足——1，准入门槛过低，一些不具备办学资质与条件的人可以轻松办幼儿园；2，民营幼儿园很难招聘到幼师正规军，更别说优秀的幼师了，招不到有资质的老师，往往滥竽充数；3，由于上述两个因素，民营幼儿园在管理能力上的先天不足更为明显；4，民营幼儿园本质上是趋利的，无论在内部管理与外部竞争上都容易走极端。

在后天条件上，民营幼儿园也存在不足，那就是形同虚设的监管，由于监管不到位，民营幼儿园的上述“先天不足”便失去了制约，有了种种丑陋表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