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不吸取，悲剧会重演

因此，民营幼儿园种种丑闻的发生，是注定的，而非偶然的。

以2011年的甘肃正宁“小博士”幼儿园校车事故为例，由于正宁县全县包括所有乡镇的公办幼儿园在近20年内几乎全部改制为民营，再加上撤点并校，大量的学前儿童被推向民营幼儿园，小博士幼儿园的董事长并没有一丝办学的经验，但却可以与周边的民营幼儿园进行大张旗鼓的恶性竞争。在车祸发生前，这所幼儿园已经严重超出办学负荷，由于招收了周边乡镇过多的生源，校车，廉价且在无安全意识的司机驾驶下的校车，疲于奔命，终于酿成大祸。

小博士幼儿园的董事长锒铛入狱并病死狱中，我始终觉得他是一个可恨又可怜的人，可恨不必多解释，可怜，是因为我觉得他并不是唯一的责任主体，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在替当地政府背过。

2013年4月，河北平山县两河村，两河中心幼儿园两名女童在去幼儿园途中捡到一瓶酸奶，饮后中毒身亡。村里一家黑幼儿园的园长和另一嫌疑人被刑拘。警方称，他们是为抢夺生源而向同村的两河中心幼儿园门前投放毒物。

然而，《新民周刊》经过调查，认为投毒案背后是当地多年来黑幼儿园无序竞争、政府管理缺失的必然产物。

同样，今年3月发生投毒案的云南丘北县，县教育局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目前，丘北县还有12322名适龄幼儿未能入园，教育局的官员透露，全县97所幼儿园，仅有28所“有证”，其余的69所，皆是无证民办园。

令人遗憾的是，对上述问题的存在，当地监管部门在事发前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但就是置若罔闻。民营幼儿园先天与后天的不足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导致其负面性表现得更为肆无忌惮，尤其是趋利性根本没有节制。

可是，包括一起起虐童事件以及幼童被遗忘校车以至活活闷死的事故，哪一起不是最终归于“临时工”，又有谁去追究这背后真正的责任主体？我很遗憾地看到，每一次我们的孩子沦为牺牲品，受到伤害甚至戕害后，谴责、反思、追责都仅仅到涉事或者涉案幼儿园为止，并没有进一步延伸。

每一起事件的教训都被称为惨痛的，但领悟又是马虎的，悲剧就注定还会继续上演。

照理，作为常年关注幼儿园问题的“老记者”，我对幼儿园的问题算是有领教有历练了，可我想到过幼儿园的无数种丑闻，唯独没有想到喂药这件事。

我调查过养鸡场、养猪场从鸡、猪一生下来就给它们喂食各种抗生素，为的是减少病死率，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多赚钱，那种场面在城里人看来是很惊悚的，因为场主购买用来掺在饲料里的抗生素是几十公斤一买的，鸡、猪从出生一直要吃到上刑场，而这些药物残留最终进入了城市人的餐桌。

没想到这个潜规则居然也被用到了幼儿园，我们的孩子成了园长们眼里的鸡、猪。难道不是吗？在他们眼里，孩子们的功能与鸡、猪又有何区别？他们看重的就是孩子们出勤率背后的那点收益，“法律”与“道德”、“责任”与“良知”全都靠边站！

我最初接到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枫韵幼儿园常年给幼儿集体喂药的新闻线索时，家长们正求诉无门，他们愤怒、焦虑但却得不到任何来自幼儿园或政府部门正面的回应，以至于不少人情绪失控，或无助落泪，或酝酿堵路、静坐。

我同样很诧异这所幼儿园的用药动机，最初我也曾怀疑是否是与药物试验有关，但很快被自己的调查推翻，因为“病毒灵”这种药物已经生产使用了几十年，对这种药物的功效以及毒副作用，国际医学界早有定论，没必要再做人体试验。

那么会不会与医药回扣有关？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我调查发现100片的售价不过1.5元。但调查到“出勤率”这一点上，动机便浮出水面了，因为这是一所民营幼儿园，因为趋利性，因为幼儿园的收益、老师与保育人员的收入与幼儿的出勤率直接挂钩。

呜呼哀哉！

谁来斩断恶的魔爪

《新民周刊》以《陕西宋基会幼儿园集体喂药丑闻》为题，首次以大篇幅曝光了此事，预料之中的举国震惊。这篇报道还以大量且详实的案例披露了幼儿被长期喂食处方药“病毒灵”的后果——头晕、肚痛、便秘、皮肤瘙痒、盗汗、男童下身红肿、女童下身分泌物增多等。我当时最大的疑惑是给孩子喂“病毒灵”会不会是一个行业潜规则，又是怎样的监管漏洞导致了这样的“潜规则”。

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很不幸，更多的幼儿园被发现存在违法喂药问题——同属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的鸿基新城幼儿园、吉林芳林幼儿园以及湖北宜昌馨港幼儿园，在人们以为这个新闻热点就快结束时，兰州又有一家民营幼儿园被查出来违法用药。

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幼儿园先天与后天上的不足与出过大事的“小博士”等等如出一辙——幼师队伍资质不足，内部管理混乱，集体良知泯灭，而监管部门也照例是“事前无他，事后有他”。

还不止于此，枫韵幼儿园、鸿基新城幼儿园的办学过程有必要进一步追查是否存在腐败问题，尤其是与他们所挂靠的单位——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为了竞争，民营幼儿园通常喜欢傍大牌，比如挂靠某个实力派机构，比如挂靠某个名人，其目的最终多是为了方便招生，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赚钱，一个显见的事实就是这些学校的学费在当地都不菲。

违规给幼儿集体喂食处方药，于法不容、于理不容、于情不容，《新民周刊》在追踪报道《九问“药儿园”》一文中一连追问了九个问题，从“药儿园”本身，到民营幼儿园的种种问题，再到背后的渊源，层层递进，刨根问题，刨到了祖坟上，很有气势，但说实在的，那么多媒体都在集体追问，问得很痛快，可追问到底会不会得到回答？我自己都没有信心。

新闻是一个易逝品，“药儿园”的新闻热点也逐渐告去，追问再有力，也许也是空洞的，孩子们的处境却是实实在在的。能不能得到一点改变？我看着自己的孩子，真的轻松不起来，乐观不起来，我没有被害妄想症，还请原谅我这张乌鸦嘴，幼儿园的黑幕不久的将来还会继续曝光出来。

无论是西安还是兰州，出过大事的这些民营幼儿园后来都收编公办，但相关部门如果仅仅补位到此显然是不够的。根源的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孩子们就一天得不到安宁，而你我这些为人父母的也就注定煎熬。

谴责也罢，追问也罢，乞求也罢，在道德泯灭者面前都是苍白的，国家要充当孩子们最有臂力的托举哥。幼儿园是孩子走向社会的桥头堡，我们到底要给孩子们植入一个怎样的社会启蒙。

算计，无处不在；算计，仍将无处不在。可中国也有句老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