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透着勤劳古朴的民风，肩负着中华民族生存的重责，迈着坚实而沉重的步伐一路走过来。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忧患之思，工作的重中之重。2013年12月23—24日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会议特别强调要保证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里的多个场合一再表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然而“三农”问题面临两大现实困境，一是农业比较效益低，二是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它们严重地制约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生态化，妨碍“三农”稳步健康发展，成为“四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瓶颈。要消除这样的困境，单纯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是不可能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把中央历次农村工作的扶农、惠农、促农、强农、富农的大政方针、核心精神落到实处，增强可操作性，使三农发展能够真正融入到城乡一体化的大生态发展中去。

　　一、强农、富农是制度创新的核心

　　振兴“三农”的关键是要保障农业生产者的不断增收，这是强农、富农的实处所在，也是三农能够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壮大的源头。而“粮贱伤农”的三农解围思维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障农民稳定增收的思路，有可能把农业发展引向“死胡同”。因为这种思维将导致两种选择，一是涨价农业。粮食不断的涨价，而其它农副产品跟着“搭车”涨价，甚至领先涨价。殊不知，“入口”的农副产品构成了劳动生产力的生存成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则会逼迫其它工业产品的价格不断攀升，从而导致价格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在全球过剩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就会失去国际竞争力，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中国经济涨价过程的渐进性自杀。这种不断涨价农业支持的只是间歇效应，而不是长远和持续效应。二是补贴农业。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惠农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比如对粮食的保护性收购政策、农机购买补贴，直到2008年免征农业税等等，农业的大政方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也应该看到，从性质上来说，补贴性农业是输血性的而不是造血性的，而且其政治意义更多于经济意义。如果把补贴金额平均到农业家庭人口，只会是少量的，离小康社会的水平相差甚远。也就是说，补贴农业是一种扶弱方式，而不是强农、富农的方式，并不是保障农民家庭持续增收的根本方式。不管是涨价农业，还是补贴农业，它们都是一种城乡分离式的发展思维，一定要把握好对“粮贱伤农”解困的分寸和适度。笔者并不赞同像日本那样对农业极度保护主义的做法，“这不仅让日本失去了增强农业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机会，也阻碍了国内体制的创新和外交战略的展开”，我们必须要在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中重新思考和寻求农民持续的、大力度的增收方式和出路。

　　三农要大力发展，实现强农和富农归根结底要靠产业支撑，因此，农业发展的改革是疏通“三农”瓶颈的关键性问题。中国农业呈现出来的比较效益弱势，使它在面对市场经济追逐利益的本性，扶强汰弱实现方式的时候，令它在市场配置的利益博弈面前总是略逊几筹，得不到足够的市场资源的支持。在价值规律的铁定原则之下，市场经济对于弱势产业永远是冷酷无情的。因此，要单纯靠市场经济对农业的同情来支持农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恐怕只能成为一种奢望，那么只能靠制度来进行引导。制度创新要解决农民农民持续增收的三大问题，一是农业生产经营的投入。土地投资边际递减效应会影响投资的进入，只有特别注重引导资金、技术、智慧等农业外部的社会资源流向农业，才能弥补三农的先天不足。二是开拓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引导农业发展的多元化，农民增收渠道的多元化，开拓三农发展的空间。三是解决促使农民收入稳定和大幅度增长的可操作性。要深化三农发展的改革，克服其理论供给的不足，实现经验向理论、理论向具体制度和办法的双向转化，使经验能上升到普遍意义，可推广，理论具有实践意义，可实行，才能使三农改革发展之路更为清晰、更为坚实。

　　强农、富农要靠制度创新，要把党重视三农的一贯方针变成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和途径。30多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村开始试行的，正是基于对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才能针对集体经营分配机制中的平均主义，利用剩余价值留剩的激励机制，创立农村联产家庭承包的制度，激活农村劳动生产力的活力，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这种制度解决了“温饱”型过日子的问题，但是还没有解决“小康”型过日子的问题，必须要有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才能突破这种温饱型的瓶颈。是不是因为农村联产家庭承包制度走到了尽头？考察全球现代农业做得比较好的国家，会看到，家庭农场的形式依旧存在，而且有活力也很风光，也就是说，这种制度还是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的，况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能替代它的新制度。但是，还是应该看到它与现代农业的严重差距，现代农业是规模经济，而家庭联产承包制搞的是小规模生产模式。小规模生产严重制约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空间。在涉入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时期更需要制度创新，一要围绕规模农业来创新，二要围绕农业的多元化发展来创新。制度设计要解决规模农业发展的三大障碍，一是承包土地使用权的规模化流转。农村土地流转缺少制度的支撑，处在“非法违规”状态，而农业投入产出的周期相对来说不是短、平、快，这种状态必定会给农业资本投入带来过多的担忧，而抑制农业投资的进入。二是加强农村基础项目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小规模农业吃合作化时期水利工程的老本，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农业靠天吃饭表现为种植业的“光合”需求和“水合”需求，前者不可控，后者则要投入。三是要建构现代农业的营销体系。城市化和城镇化的过程是人口积聚、消费集中的过程，为低平均相对成本的集约化现代营销创造了条件。农业产品的“鲜活”的特性，需要定向准确、销售快捷的渠道和方式。在以上所述的几个方面做实做好了，实质上就是给强农、富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

　　二、要以制度的智慧解决“谁来种地”的基本问题

　　中国人一定能够要把中国的地种好。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相关资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经济的总值在逐渐下降，其中美国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总值是最低的，只有3%，而国民却是最富裕的。这似乎给人一种假象：农业并不重要。国内曾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曾提出一个观点，中国要一心一意搞工业化、城市化，开发房地产，粮食不够可以到国外购买。但是西方的21世纪前后刮起“中国威胁论”旋风，持续至今且愈演愈烈。就是利用了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20世纪90代中期发表的《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在书中，布朗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共同经历中发现：在工业化之前人口密度就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即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粮食的大量进口。他把这一发现当做一条规律确定下来。并推测出从1990—2030年，中国人口将从11亿增至16亿，中国的谷物总需求量将达到4.79亿吨至6.41亿吨，而中国的谷物总产量却将减少1/5，只有2.72亿吨，从而中国将出现2.07亿吨至3.69亿吨的谷物缺口，相当于目前全世界谷物总出口量(2亿吨)的1至2倍。于是他据此得出结论：世界养不活中国。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又险恶把这一结论推到极端，即“一个养不活自己中国将会危害世界”。这股旋风把一个由经济发展可以解决的经济问题演化为中国与世界对抗的政治问题。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了粮食与食品安全问题，提出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保持18亿亩的耕地的红线，不仅反映了一个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经济智慧，而且展现了在协调与平衡的国际外交方面的政治智慧，并且表达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坚定自信，向世界彰显了对中国人民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追求的决心，以及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制度定向的理智。在事实面前，最终会使任何不怀好意的谣言与误导都丧失它的份量，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