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地种好，而谁来种地的问题带来了新的困惑。农业比较效益低，表现为风险高、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等特征，因此中国人历来以“跳出农门”为自豪，新生代农民不愿意种地，受过良好高等教育，而具有高文化素养和科技素质的农家子女则不愿回农村，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土地“撂荒”现象。新生代农民与其祖辈父辈不同，他们属于“无土地使用权”的一代，伴着现代化进程成长，耳濡目染了更多的城市文化，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他们到城里打工，就是要把所得的收入在城里买房，成为城里人，这样就会导致农民的收入返流城市。而他们父辈与他们不同的是具有土地情结，愿望把进城务工的收入拿回农村来建设自己的小家。农业经济因此变得很纠结，成为“爱与怕的经济”——“黏着在土地上，心中却盼着逃离”。农村青壮劳动力流向城市务工，农村留守者大多是三类人：小孩、老人和中年妇女。农村务农劳动力现状表现为老年化和妇女化。有专家几年前组织过抽样调查，“在农村中妇女和60岁以上的老年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53%，他们不仅文化水平低，还科技素质比较低”。如今务农劳动力老年化、妇女化的比例可能会要更高。针对这样的状态，迫切需要这样的制度供给：第一，农业生产标准化的推广服务制度。要把那些复杂的、专业性强的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变成简单可操作的生产流程，制定明确简单、一看就会的标准，只要照着做就行了。同时要由政府牵头、财政支持建立农业生产技术推广服务组织，免费或少量收费进行现场培训和指导，或远程网络培训，或制成直观性强的教学光盘让农民自我培训。这种制度是针对务农劳动供给的现状而采取的措施。第二，能人示范合作经济制度。这是建立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充分利用上的制度，让先富的那么一批能人发挥出示范和带领的作用。他们有头脑、有经营成功经验、有资金实力，在当地有威望。由于农业的种植、养殖、经济作物地域性强，消费需求有一定的偏好，体现了农业生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国家要统起来有困难，必须要发挥各地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在能人示范合作经济制度中配套使用资金贷款、税收财政等经济杠杆，鼓励他们成为种粮大户、养殖大户、水果大户、营销大户，带领当地农民富起来，实现“一方土地养一方人”的地方农业经济的特色。第三，专业农业生产经营公司制度。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土地规模经营的前提之上的，因此在土地流转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况下，难免会抑制非农性质的外部资金、智力、人才的进入农业领域。解决土地流转的合法化是最急切的，在保证18亿亩的耕地面积硬性规定的前提下，允许这些公司对土地进行多元化的开发和利用。农业现代化必须要借助机械化。中国的国土面积中大平原少，山区丘陵多，大型农业机械利用率低，主要使用中小型农业机械。如果由单户农民家庭用小型农业机械也会利用很低，使用成本非常高。但是如果由专业农业生产经营公司经营就截然不同了。中国社科院教授张曙光讲了一个北京通县前伏村的土地规模流转案例，在土地规模流转后农民收入发生重大变化，山依旧是那个山，水依旧是那个水，地依旧是自己种，但“租金加劳动收入，老百姓的收入翻了一番”。2000亩地一次流转，沟壑填平后多了130亩，成了集体财产，也有钱解决集体欠帐的问题。如果能类似这样，国家采取一系列的制度措施，保证农民的收入能不断增收，一旦超过进城务工的收入，加上家乡的眷念，能不吸引他们回家乡建设新农村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