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开拥挤的人群，胡润递过来一张名片：“你好，我的名片，新的，限量版。”随后不久，他找到一个稍僻静的角落，开始接受我的专访。

　　在这幢位于伦敦金融城核心地带的写字楼里，胡润稍后要做一次演讲，主题有关中国“新贵族阶层”和伦敦的商机，听众大多是英国本地商人，看上去个个兴致盎然。那张“限量版”名片上，除了印着显眼的“胡润百富”四个粗体黑字，特别之处在于一个大大的红色数字“15”，代表着“胡润百富榜”经营至今的年头。

　　胡润因其自1999年起创办发布的中国富豪排行榜而被人熟知。如今，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诞生着世界级富豪，而胡润每年发布的榜单俨然已成为这个国家财富阶层的“封神榜”：虽然排名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尚富有争议，但这不妨碍人们把其当作追踪中国企业家财富变化的热门媒介，通过它来分析解读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现象和本质。

　　坐在我面前，这位会计师出身的英国人，很快就开始熟练地演算起富豪的身价。

　　“马云在榜单上的位置还会再上升。他现在持有阿里巴巴约7%的股份，目前阿里估值达到7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如果最终上市，那就是大概1200亿美元，马云的身价就能有400多个亿的人民币，和现在榜单上的前五名已经很接近了。”

　　“目前，我们把王健林的身价评到220亿美元，因为这包括了万达每年新增的物业价值。万达商业地产已经上市，收购的美国AMC院线也已经上市，如果万达集团最终整体上市成功，那规模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数说中国的富豪故事，胡润显然是发言权的：1999年，在他发布首份中国富豪榜的同一年，35岁的马云才从体制辞职，回乡创办阿里巴巴；在深圳，27岁的马化腾刚刚推出即时通讯软件腾讯QQ；而时年44岁的王健林，在人们眼中还只是一个因足球而负气出走的大连地产商。

　　“15年来，王健林正好是中国第十位首富。英国首富是威斯敏斯特公爵，这么多年来基本就一直是他。而中国一下子变了十次，这是很不可思议的。”胡润的笑容始终谦虚有礼，几乎15年未变。但在这笑容背后，他所编订的那张富豪榜，排名座次始终在被频繁地刷新着。

　　“每个首富，都代表一个时代。现在是王健林、去年（2012）是宗庆后、前年（2011）是梁稳根，这些人本身就代表着一些趋势。比如王传福，他当选首富的时候正直金融危机，巴菲特选择投资比亚迪。做环保汽车就一下子变成了特别热的概念，其他投资者可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就都跟着投资比亚迪汽车了。”

　　然而此时我感兴趣的话题，却不是计算大亨们的资产负债表。因为在当下有关中国富豪阶层的讨论中，财富的聚散起落已不再总是内容的重心。随着中国富翁们身价膨胀到新的历史高度，他们的困惑和不安全感也与日俱增。由此引发的价值判断和角色定位，正引发着日益尖锐的矛盾和争论。

　　正在经历中国社会和经济又一个剧烈转型期的中国富豪们，该怎么判断定位自己当下的处境？我更想知道，始终在目睹这一切的胡润，对此是否会有自己的解读？身在他的故乡，资本概念的发源地，我期待这个英国人能根据自己的阅历，说出一些不同角度观点和态度。

　　胡润似乎不同意中国企业家安全感下降的看法，“和15年前相比，富豪们的安全感肯定是上升的。”

　　胡润说，15年来，他对于中国的企业家体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信心”：“这是基于实力的增长。他们对于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企业平台已经非常自信，对于公司并购也已经很有经验，所以他们希望能在世界范围内做更大的生意和项目。”

　　“以万达为例，如今王健林想做的，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意：最大的电影院线，最大的海洋公园...所有涉及的领域，都要做到世界第一，这是典型的美国梦。”

　　但在胡润看来，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同时也伴随着一种“中国式”的矛盾心态：“现在的中国企业家正陷入一种困境：一方面他们希望低调，不想更张扬；一方面他们又在买最贵的劳斯莱斯，买最贵的手表，这些东西又恰恰是最张扬的。这就是一对矛盾。”

　　“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他们是第一代企业家，内心里对于自己白手起家的成功是非常自豪的。但因为是在中国，要对政府和很多因素保持警惕，免得被调查。”

　　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胡润曾对中国富豪的变化趋势作出如此概括：近五年来，去商学院念书的特别多；近两年来，实业家转行做投资的人数正在增加；而在去年，对中国经济抱有担忧的富豪也越来越多。根据胡润给出的数据，2013年有9%的中国富豪对经济前景感到强烈担忧，是3年来最高水平。

　　我又一次问他对中国企业家的焦虑的看法，他回答：“（对经济的担忧）原因还是满复杂的。很多人怕政策发生变化，同时还有污染、食品安全等因素。这也是近来投资移民热的原因。包括习近平刚刚开始执政，人们对他的希望满高，但他面对的问题也挺复杂，这十年到底能不能把这些问题成功解决，还说不清。”

　　胡润紧跟着补充：“我最早做中国百富榜时，见到的企业家最多最多只谈三年计划。再多，就退出了，把钱套走了。但现在再接触这些企业家，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上去了，达到新贵族阶层，不可能随便就‘逃’掉了，只能留在这个系统里继续做事情。”

　　但不能否认的是，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变化正在发生。2013年，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曾发生一次有关“在商言商”的争论。一方的典型观点是，企业家当下最重要的使命仍是聚焦和专注。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做好商业依旧是商人最大的本分；而反对的声音则呼吁：今天中国企业家的责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赈灾捐款和公益慈善，而是应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政治和社会改革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中，“身份焦虑”、“宿命”、“十字路口”和“阶层觉醒”类似的词汇，也被不少学者商人频繁提及。

　　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中国的部分企业家“正在努力保持自己的身份与政府的对等，不再自视为政府的依附与寄生物，并能够以更积极和现代的方式参与社会重建”。吴晓波称此为“中国社会十年来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

　　我问胡润，如何看待“企业家是否该为政治发声”的讨论。胡润回答是：“其实很多人在国外都误解了中国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我接触的一位企业家，在浙江平湖承包了一个快破产的工厂。两三年时间，从亏损变得有利润，政府很感谢他，对他支持很多。从国外的角度看，这个企业家获得了不公平的政府支持。但在当地政府来看，这个企业家已经把一个烧钱的亏损工厂变得有利可图，就业税收都上去了。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紧密的，谁也离不开谁。如果企业能帮助地方政府增加税收，政府也会扶持他、信任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