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障北京市猪肉市场的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北京市农业局一手供给“胡萝卜”，加大政策与资金扶持力度，一手高举“大棒”，严格把好4道“命关”：在生猪饲料、兽药生产经营质量安全监管方面，严格行政许可，规范原料采购、规范生产过程控制、规范岗位责任，严把“投入关”；在生猪养殖环节，建立养殖档案，重点检测畜禽尿液、槽料、饮用水中“瘦肉精”类等违禁添加物，把好“源头关”；在生猪运输环节，依托畜牧兽医综合执法智能网络指挥系统，加大对27个公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和3个铁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等进京路口的监督检查力度，严把“进京关”；同时，加强屠宰加工环节的监管，把好生猪产品的“出场关”。

　　尤其是在饲料、兽药生产经营环节，北京市农业局强化执法监督和企业责任意识，加大检测频度和覆盖面，严厉打击饲料、兽药生产经营中非法添加禁用的药物和物质的行为，一旦发现，坚决追查到底；对于制售无产品质量标准、无产品质量合格证、无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批准文号的假劣兽药的行为，也将依法严惩。

　　大产业守“猪”安全防线酝酿大战略

　　北京要在2050年建成世界城市，其食品安全体系建设也理应成为民生重中之重。自2006年起，北京市农业局逐步推进猪肉生产溯源体系建设，将猪肉生产、加工、运输的全过程以二维码的形式记录在一个塑料标签内，以“耳标”的形式佩戴到生猪的身上。“耳标”内记录着这只猪的出生地、免疫注射、检疫、运输等信息。猪进入屠宰场时，工作人员扫描二维码耳标，便可查看其防疫信息和检疫信息。

　　平谷区作为猪肉生产溯源体系的发源地，该区农业局局长李小丰介绍说：“这个溯源体系有这么几个特点，主要是通过5个‘一对一’，来明确6个责任主体，来实现整个追溯体系快捷、准确，这5个一对一是指一个动物有一个唯一二维码的耳标；同时在监管方面，一个人有一个账号，有一个密码；在养殖主体方面，每一个养殖场有一个密码，有一个账号；这就是5个‘一对一’。”

　　李小丰认为：“通过5个‘一对一’，明确6个责任主体，一是明确农产品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二是明确疫病监控的责任主体，三是明确产地检疫的责任主体，第四是明确动物产品的运输责任主体，五是明确屠宰加工的责任主体，六是明确屠宰加工过程中的检疫责任主体。”

　　通过溯源体系的建设，提高了整个畜牧产品生产过程当中的生产者社会主体责任意识和主管的监管责任意识，这个溯源体系网络平台还能对整个畜牧业的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和处理，为行政管理与行政决策和消费者的信息查询服务，提供了一个非常便捷的平台。这是畜牧兽医管理手段的一次革命，实现了网络查询、网络管理，大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

　　在“十一五”期间，北京市出栏生猪1590万头，猪肉产量120.2万吨。其中，2010年，全市出栏生猪312万头，猪肉产量24.1万吨，猪肉自给率32.5%，控制率83.3%。北京市农业局副局长刘亚清表示，北京市规模化养殖比重迅速提高和标准化生产的全面推广，各区县与畜禽养殖场签订诚信责任书，养殖场（户）承诺不饲喂违禁药物和物质，积极推进畜禽养殖场诚信体系建设，这不仅进一步确保了猪肉产品的质量安全，还带动了京郊农民走上养殖致富的道路。

　　刘亚清说：“北京通过‘生猪安全生产与管理技术保障体系’建设，力求实现科学养猪技术与监控管理相结合，以科技措施保障生猪的安全生产，以监控管理保障科技的示范推广应用，形成了生猪安全生产的产业化模式和检测监管技术模式，实现从农场到市场的全程监管，从源头控制影响安全猪肉的因素，为向社会提供具有品牌的安全猪肉产品奠定基础。”

　　2010年11月，北京市畜牧兽医总站的科研人员悄悄从西藏引进了60头藏猪，放养在顺义区的一片山林里。这些外形和习性几乎跟野猪一模一样的藏猪，在经过一年的自然繁殖后，如今科研人员观测到该地区藏猪的数目达到了300多头。

　　而通过屠宰两头藏猪检测，人们惊奇地发现，藏猪肉的肌间脂肪含量平均高达14%，竟是北京黑猪肉的4倍多，其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不言而喻。而更让人震惊的是，科研人员通过检测藏猪的血液发现，藏猪的血红蛋白比内地猪种的血红蛋白要大得多，其携带氧原子的能力非同寻常，因而藏猪在氧气稀薄、自然环境恶劣的西藏山区，也照样活蹦乱跳。北京的科研人员一旦将藏猪的血红蛋白研制成一种药品，用以克服人类的高原反应，藏猪的规模化养殖就不但具有重大医药价值，可造福人类，而且在我国现代化国防上，也能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