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动物实验而言，人体组织结构、再生系统与动物并不相同，代谢机理也存在差异，且实验状态下动物接触的化学物剂量与真实生活中人类接触的剂量差异巨大，动物观察的结果是否能够以及通过何种模型推演于人类，争论巨大。因此，在决定是否采纳某项动物试验结论时，由于缺乏科学共识，判断是高度个人化的，不同科学家的结论可能差异巨大。[54]

　　就流行病学研究而言，它观察到的仅是现象之间的关联：伴随着暴露增加这一现象，是发病率增加这一现象。哲学上，通过归纳法建立对过去经验的统计关联，是否能担保因果之间的必然联接，一直存在争论。[55]毕竟，统计关联无法排除偶然巧合或者其他因素影响，那些否认食盐加碘与甲状腺疾病相关研究成果的观点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样本选择不科学无法排除偶然性；研究没有控制其他相关的因素，观察到的甲状腺疾病增多不能排除是因为其他因素导致，例如，检测手段的改进、现代社会环境和膳食条件的改变或者其他危害物质过量，等等。

　　这些质疑不无道理，但若过分深究，将彻底否认所有基于归纳法的研究，这在科学上是极激进的。毕竟，用统计关联取代因果关联正是现代科学得以发展的重要论述策略，“它可以使人们无需执着于深层定律的探究，只需掌握概率证据所认可的假说，便可以做成行动的决策”。[56]因此，科学界亦采实用主义立场，对这一方法并不排斥，而是发展出判断相关研究说服力的若干准则，例如，被研究人群范围的大小、暴露于相关物质的水平和期间、对其他相关因素的控制，等等。但是，任何研究都受制于预算与时间，不可能完美，如何认定一项研究说服力大小以及是否将其结论作为最终考虑的证据，缺乏客观的标准，高度依赖科学家个人的经验与偏好。

　　大量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如何评估相关研究成果的意义缺乏共识，有关风险证据的收集、解释，完全可能渗透科学家个人偏好、价值判断等因素。[57]以《碘盐风险评估》为例，报告引用了几项滕卫平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大概是因其研究成果影响广泛所致，但对于其碘过量与甲状腺癌的研究成果并未予以引用，也未予以任何评论；引用了WHO关于碘摄入充足地区的甲状腺滤泡癌发病率低于碘缺乏地区的研究，但对于国内外关于长期碘摄入过量乳头状癌发病率提高的研究却未予以引用，也未予以任何评论；引用了一位学者“长期摄入过量的碘可使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增加”的研究，但最终结论仍然认为“无明确的科学证据表明食盐加碘或者碘摄入过量与甲状腺肿瘤的发生相关”。[58]这些判断固然有其科学考虑，但由于评估报告理由说明部分非常简单，缺乏统一、客观的标准，亦无法排除个人偏好甚至政策考虑的影响。

　　2、危害特征描述。危害特征描述是要确定接受某种物质的剂量与不利健康影响发生几率间的关系，其目标是要确定人体暴露于某种物质的剂量（例如碘摄入量）在多少以内被认定为安全的，超过多少被认定会引发健康风。危害特征描述也需要使用上述动物实验、流行病学研究等来建立剂量和反应（不健康影响）之间的关系，前述阶段的不确定性亦会带入这一阶段。而且，选择何种假设、模型来判断安全与不安全的临界点，同样没有科学共识，不同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差异巨大，这又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以《碘盐风险评估》对碘可耐受最高摄入量（超过该量即是不安全的）的分析为例，美国FNB和加拿大卫生联合制定的成人标准为1100μg／d，欧洲食品科学委员会定为600μg／d，相差近两倍，而我国营养学会定为1000μg／d，接近美国标准，偏宽松。[59]标准不同固然有不同的科学理解，但同时也反应政策考量与价值偏好：如果对风险保持谨慎态度，往往倾向于采用较低水平剂量作为临界点；相反，如果持乐观态度，往往倾向于采用较高剂量作为临界点。

　　再以《碘盐风险评估》对人群碘营养状况的评价标准为例，该报告使用了WHO／UNICEF／ICCIDD推荐的尿碘中位数（MUI）标准，即普通人群小于100μg／L为不足，100－200μg／L为适宜，大于200μg／L则为超过适宜量（可能存在较低风险），大于等于300μg／L为过量（存在健康风险）。[60]但是，在具体判断碘过量人群大小时，该报告采用的是过量这一标准，而非超过适宜。[61]这实际反应了评估委员会对风险持乐观态度的倾向——如果谨慎一些则可能采用超过适宜量作为标准，毕竟风险本来就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能存在较低风险也是风险。

　　3、暴露评估。暴露评估是识别特定物质影响或者潜在影响的人口，描述其构成与规模，给出暴露的类型、范围、频率和时间。例如，要对食盐加碘引发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估，显然需要掌握这一措施可能引发碘过量的人口数据，包括影响人口的规模、构成、分布等等。实践中，暴露数据通常是不完整的，需要估算。而采用不同抽样方式、计算模型的估算结论可能相差甚巨。[62]

　　《碘盐风险评估》在暴露评估时，所依据的主要数据来自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地方病控制中心有关膳食、水碘、盐碘、尿碘和碘营养状况等方面的监测数据，其中大部分数据是与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共同调查的结果，仅一项数据来自于独立的科研机构。[63]考虑到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本身就是负责碘缺乏病防治规划的制定和监督实施，可以说，其负有推广碘盐的政治压力。因此，由于没有引用其他研究数据做比对，很难证明相关数据在采样、模型上建立上是否排除了偏见。

　　4、风险特征描述。风险特征描述是用易于理解的语言界定潜在危害的性质与程度，例如，风险很高、较高、较低、适宜，等等，从而帮助决策者和受影响的公众理解有关问题的性质。这样的描述需要整合之前危害与暴露评估的数据，因此，前期的不确定性亦会影响最终描述。而且，这又增加了新的问题——即使对同样的数据，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解读。

　　上述不确定性是内在于评估科学自身的，无法根除，它本质上反应了现代科学的局限性：科学证据并不能证实（prove）任何事情，而只能建构某种事情为真的可能性（probablitiy）。正是由于这些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评估科学性的规范要求可能遭受侵蚀：一方面，政策考量可能借助这些不确定性植入评估活动，使得那些基于政策考量做出的决定被冠以科学的名义，毕竟，当决策成功地运用科学包装以后，能够获得更多的尊重；[64]另一方面，科学家也完全可能基于自身偏好，而采用不同假定、方法、模型，从而得出相去甚远的结论。正如推崇风险评估的一位美国官员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风险评估的数据就像一个被捕的间谍“只要你对他折磨的足够久，他就可以告诉你任何想知道的东西”[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