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并不理解李西闽。“死都死过一回了，”李西闽说，“他们理解不了我的状态，他们很固执地认为我就是矫情，唤起别人的注意，就是在折腾。”

有的病人，时间拖长了，连亲人也会反感，“治了那么久，怎么还没好呢？你是不是装的？是不是逃避责任？”

2012年，李西闽回到老家福建长汀县，在长汀宾馆里住的时候，忽然就想自杀。于是李西闽就把随身带的安眠药、止痛药全吃了，所幸后来被人所救。

我想，死会很快乐

自杀，是抑郁症最为可怕的症状。曾经的意识流小说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常年被抑郁症所困扰。在抗抑郁药还没有面世的1941年，伍尔夫在口袋中塞满石子，跳进了寓所附近的欧塞河中。

在留给丈夫的遗书里，她描述了面对这种疾病的无力，“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历那种可怕的时刻，我不会痊愈了。我开始幻听，心神无法集中。你已给予我最大可能的幸福，我相信，在这种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没有哪两个人能像我们这样幸福。我再也无力和它战斗了……”

2013年年初的时候，王丫米也开始想到死，成天琢磨着怎么去死。

有一天，她把家里所有的药――感冒药、抗生素、安眠药、抗抑郁剂，都找齐了。“那个时候，我想通了，觉得死亡是特别美妙的事情，……我感到很快乐，很平静，很少能得到这种平静。”

王丫米当时是特别开心地想去死了，她觉得死就是对的，“我自认为做了一个特别正确的选择，要完成一件好事。”这个念头刚浮现出来，王丫米就给李西闽打电话，李西闽劝阻她：“这是抑郁带来的自杀念头，而不是你自己真的想自杀。”

“在我15年的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的经历中，没有一个自杀者的家人不崩溃，没有一个自杀幸存者不后悔。”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告诉记者。

“自杀意念”是抑郁症诊断手册中的主要症状之一。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亚伦。贝克的研究，25%的轻度抑郁症病人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在重度抑郁症患者中，这个比例高达75%。

在2010年版的《精神病学》中提到，抑郁症的自杀风险是19%，也就是说，每5个抑郁症患者中有一个会将自杀付诸实施。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63%的自杀者有精神障碍，40%患有抑郁症。

抑郁患者为什么会频繁地产生自杀的念头？如果和他们深入交谈，你就能明白，他们的脑海里都是悲观的想法，回溯过去，只有痛苦和压抑的时光；当下，没有任何事或是人能引起他们一丝一毫的兴趣；未来，都是灰色，永远不会再快乐起来。

抑郁症患者诉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所有的精神生活都因它而坍塌，所有的生命功能都丧失殆尽。

这不只是主观感受，2013年发表在医学名刊《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 ONE)上的一份的研究报告称，抑郁症能使人失去行动能力，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致残原因。

在传统的认知里，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样的躯体疾病才是人类社会的心腹大患。实际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单相抑郁症已经成为第三大负担疾病，到2020年，将升至第二位，仅次于冠心病。

医生不是我的朋友

王丫米认为自己自救还是蛮积极的。市面上能买到的抑郁症的书，她都去看，也去看医生。王丫米想象的心理诊所是一个暖色系的精致的地方，但实际上，它跟一般医院没有什么两样。

王丫米有过一次看心理医生的经历，对方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性，长得像一个“政工干部”。与心理医生的对话，王丫米觉得就像“跟自己的父母谈话，驴唇不对马嘴，两个人不在一个思维体系里。”

“我做了巨大的心理建设，去看精神科医生，我在外面战战兢兢地排了三小时队，想了半天怎么跟医生说，要不要追溯童年，我以为会和医生聊很多，医生会问我很多，”王丫米说，“但他就问你睡眠怎么样，情绪怎么样，谈了三分钟，给我一张100多个问题的表格，测试完，告诉我是中度抑郁，给开了药，完全和我看感冒是一样的。”

从一走进门，医生就失去了王丫米的信任感，这种感觉很微妙，也让王丫米特别不愉快。“这个没那么严重，”她回忆医生当时这样说，然后就帮她下判断了。王丫米说自己特别烦他，“想把他拖出去打一顿。”

李西闽的医生也曾对他说：“你的主抗心理很严重，听不进医生的话。”但李西闽觉得对方说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他根本就不相信。

在重度抑郁症患者李橙(化名)看来，不论医术好坏，中国医生的病人太多了，只能给你三分钟。“你说多了他听不进去，他基本听两句就给你开药，因为后面的病人太多了，他也不会记得你是谁。”

“300块的特需门诊，也是等上3个小时，然后与医生聊5分钟。就是听病人主诉，没有任何检查的办法。”而且一般医生是听不下去的，“你想跟他说很多，他就急着打断你，说，我大概知道了，你要不然再试一试什么药？”

就诊的过程中，有的医生还会不停看表，看后面还有几个人，这种小动作对付一般的病人尚且无关痛痒，但对于原本就脆弱不堪的抑郁症患者来说，就成了非常沉重的心理压力。

李西闽遇到过一个很好的医生，把他当朋友看待。“这个医生不用教条的东西跟我讲话，他根本不会谈医学上的任何问题，最近写作怎么样，吃饭怎么样，睡眠怎么样，从生活入手，像一个朋友在关心你。”李西闽说，“我可以接受他。”

和躯体类疾病能借助一大堆仪器和生化指标不一样，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主要依靠病人的诉说和医生的经验。

找到合适的心理医生，从来不易。安德鲁。所罗门在6个月之内换了11个心理治疗师，每换一个治疗师，他就得把自己的痛苦重新讲一遍。

他在《忧郁》中对此有过一段风趣的记录：

“有一位女治疗师说她从不相信情绪，而一位男治疗师则宣称他除了情绪什么都不相信。还有一位是唯心论者，一位看病时一直在啃指甲的弗洛伊德信徒，一位荣格的信徒和一位自学成材的心理医生……有个男治疗师不停地打断我的话，说我跟他一模一样。”

其实和精神分裂症、癫痫等其他大脑疾病相比，医生并不惧怕抑郁症，虽然还不能确认它的发病机制，但医学上已经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疗法。

在现代医学的工具箱里，有改变大脑化学失衡的抗抑郁药，有解决情绪剧变和创伤的认知疗法，还有能快速缓解重症病人症状的电痉挛疗法。

遗憾的是，在全球3.5亿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接受了有效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