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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认识各异，不争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有了很大的扩张，万亿资金的运用，举手投足之间；大型国企的规模前所未有，在全球范围大规模运行；而社会的躁动和不稳定因素，也有相当的增长，一不小心就会出现群体事件。有识之士呼吁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视野，选择好改革的策略和方法。

　　十八大提出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弦易帜的邪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与30年前小平同志定下的基本国策一致。并且，在达到了小康目标的基础上，加上了政治改革、改善民生、建设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指标。老路不能回去，根本不能忘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要有承上启下的创新，从概念，到价值观，到制度，皆是如此。

　　三、如何在十八大精神引导下深化行政改革

　　行政体制的改革，是管理工具的改革。一个人尝试去使用一件新的工具，是因为他相信新的工具对他更加实用，更能满足他的需要。同样的道理，当一种管理体制不能很好地满足管理目标需求，就需要有新的管理体制。行政改革的目标，就是通过机构重塑、流程再造、目标界定、技术提升等方法，提高行政体系的运转效率、效益和功能，解放和激发社会的潜能和发展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激励经济发展，达到政通人和，国富民强的目标。但制度是人际关系构成的，制度的改革，牵涉到很多人，需要通过一致的理念和行动才能做到。另外，社会的情况通常是复杂的，参与改革的每一个人，他们的期望也可以各不相同。要将这样的改革诉诸行动，就必须要有理念、有共识、有领导、有设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实践和开放学习后，这些理念、共识已经在相当的范围内逐步形成。

　　在十八大提出的五项与行政改革有直接关系的任务中，首先提出来的是政治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和资源的分配问题。”在程序层次的意义是：如何进行权力的运作。比较深层次的政治改革的意义是：还权与民、还政于民、给予人民行使政治权利的方法和渠道。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还没有走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训政”阶段（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路径是：军政、训政和宪政）。所以说，政治改革的重点也还在于不断扩大人民群众行使政治权利的机会。而行政体制的改革，则更加具体。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党、政、人大政协和司法四大班子，加上财务体系、管理办法、制衡和协调程序、技术使用等等，都与行政体制的改革有关。其中，定结构、定编制、定职能、定人员和财务，都直接影响到国家体系的运行。这些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政关系的改革，牵涉到运用现代国家党政分工协调的理论，使党、政各有专攻。党担负起政策制定、宏观制度建设、价值理念塑造，对主要行政官员的聘用、管理、培训和监控的工作，并且对人民和上级党的部门担负起政治问责的责任，保护基本人权和社会的公平公正。政治工作牵涉到发展方向的问题。中国是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不动则已，一动则雷霆万钧，势能极大。方向性的问题需要未雨绸缪，早作打算和规划，否则眼看到冰山都有避之不及的可能。政则担负起经济建设的任务、民生工程的任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党作为政治工具的主要任务是改造旧军队，发动群众，通过政治宣传和身体力行传播新的理念、党的政策。使用的工作方法往往是政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庞大的旧国家机器需要改造，加上军转民的干部有自己所熟悉的工作方法，很长的一段时间沿用的也是政治动员的运动型方法。特点是单一目标性强、见效快。但鱼龙混杂式的工作风格留下的后遗症也常常很多。

　　进入工业革命、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后，社会的变革错综复杂，牵一发动全身，对精细化、科学化和系统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制度设计能力和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问题，就成了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对党的工作方式、政治问责力、方向性的领袖力和驾驭行政组织的能力，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再使用运动形式或以党代政的简单方式进行管理，就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事实上，西方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就有过政治与行政两分的探讨(Goodnow，1900)。中国借鉴西方经验的时候，更多地注重了他们“分”的讨论和批评，忽略了他们“统”的思想和措施。在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强调党的功能和行政功能的分工，设定他们之间良好的合作、协调和从属关系体系，用行政机构改革的方式固定下来，可以是推进领导机构精简和专业化管理的一个有效策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和发展方式，激发市场发展新活力，培育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的核心问题是政企分工问题。而政企分工的关键，在于国家对于市场和经济活动的立法和执法。一个过去遗留下来的重要问题是中国的国企怎么办？大型的掌握核心资源的公共公司的管理方式，需要不断的探索和改进。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积累下来的有社会代表性的董事会制度、职业经理人制度、高透明财务和行为监督制度、政府法规和财税政策的控制制度，可以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市场化运行方式已经大致确立，即便是大型垄断性国企，虽有一些垄断行为，也至少是通过市场的方式在进行运作。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变部门立法为国家立法，加强相应立法、准立法、中央监控机构行政体系中的专业调研、决策和监控执行能力。西方大规模金融危机的产生，与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修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The GlassSteagall Act of 1933），取消限制利息价格的条款Q(Regulation Q，1980)；通过《加恩－圣杰曼存储机构法》（The GarnSt.Germain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ct of 1982），废除了对储蓄和借贷行业的规制，允许了浮动贷款利率；通过《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of 1999)，取消了禁止银行拥有其他金融公司的条款等削减规制的行为有极大的关系。另外，国外政府机构体系中的准立法部门的制度、工作职责和机构设置，使这些机构既有研究能力，又有立法和执法的能力，是法制化管理市场的一种有效和灵活的方式。美国的联邦政府食品药监局、联储会、联邦通讯委员会就是这样的机构。学习这些机构的设置，提高政府监管能力，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方法。只有实现对市场管理的系统化和法制化，才能杜绝部门寻租，彻底放活市场，给市场发挥潜力以极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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