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承上启下，在过去9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30多年改革发展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继续发展和进步的大政方针：（1)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2)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和发展方式。激发市场发展新活力，培育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3)反腐倡廉，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4）重点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人民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5）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6）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完成机械化信息化任务。力争到2020年基本实现军队的机械化。（7）贯彻一国两制，只要不主张“台独”都愿意合作。对于香港澳门，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只要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对话合作。（8)不称霸、不扩张，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政治，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颠覆别国合法政权。（9)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弦易帜的邪路。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总结起来，可谓是八大任务，一条路线。八大任务中，除了外交、国防和港台事务，其余五项都与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直接相关。一条路线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弦易帜的邪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之路。 

　　十八大的精神，是中国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寻求突破的政策指南。“自从中西方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面临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和脉络，以作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 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费孝通，2005：14）。 西方的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明智的中国人不得不重视那些“蛮夷之邦”的法术，用以比照我们自己的不足；同时，自豪的中国人不可能、也不能够遗弃自己几千年文明的传承，一定会努力地寻找可能，弘扬自身的价值。 其结果，必定是要博采众长，走出根植于传统却又不断创新，有世界文明的营养又有民族文化的精髓的革新之路。方向已经明了，具体怎么走，还需要有许许多多的创造。 

　　在十八大结束时，新任领导集体与记者见面的新闻发布会上，新任总书记有一句十分中肯的话：“打铁还需自身硬”。他使用的这句民间俗语，精确道破了中国继续改革和发展道路上的核心问题。 要管好国家，管好社会，首先要管好党，管好政府，打造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设施。中国行政体制的深度改革和突破，就是为管好党、管好政府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的举措。本文就这一命题进行探讨，在回顾过去行政改革成效和困境的基础上，按照十八大精神，提出继续深化行政改革、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 

　　二、中国目前的改革成就与行政体制的改革息息相关 

　　行政体制是国家管理活动中的硬件设备和操作系统，是基础。 行政改革指的是通过有目的地改变决策组织的结构、过程，以及决策者的态度和行为模式，来提高组织运行的效率(Caiden，1969)。 改革的一般内容包括去官僚化（机构精简、缩编、重组、下放权力），加大私有化份额，调整管理和资源分配的权力，通过招聘、培训、激励，改进和提升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职位胜任能力，设计预算和审计项目方法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行政单位的服务提供能力 （Burns，1993)。这一对行政改革的定义，比中国通常认为的机构改革的覆盖面要宽，更符合全面推动政府工作要求的基本原理。 也就是说，行政机构的改革，需要人事制度和财务制度的配套改革才能够有实际的效果。中国的这个步骤，往往需要中央编制办公室、财政部、人社部和组织部的协调合作才能完成。 

　　行政改革的前提是重大政治方向的确定。 早在1978年，中国就定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大计：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追求经济发展和管理效率。在这一大背景下，迈出了行政改革的步伐。从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废除终身制开始（邓小平，1994：326），到后来陆续推出多种改革措施：如党政分工、市场化改革、双轨制、市管县改革、权力下放（土地承包、财政包干、地方土地转让的财政政策、招商引资政策）、收支两条线，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干部选拔公推比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服务型政府和最新一轮的事业单位改革……这些改革方案，在中国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留下了继续改革的空间。 

　　若干年前，在学界普遍兴奋地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时，笔者曾与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座谈，他说道，“我30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的改革，非常困惑。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和评估指标，中国的经济问题十分之多，应该早就崩溃多次了，但奇怪得很，中国依然在发展，而且你看它的结果：经济的增长和林立的高楼，你不能不承认它的成功。”他的话并不怪异，其有效的诠释是：中国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也是思维模式的解放和行政改革的结果，是中国体制背景下独特的行政威权给市场放权、与市场互动和博弈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核心是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行政体制的改革。 

　　对中国行政改革的成效，国际学界有不同的评判。有人认为行政改革居功至伟，放活了社会，放活了经济，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改革的成功和诟病，其实不是经济改革的问题，而是行政改革后，行政权力对市场施压或掣肘。比如说，安徽小岗村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实施，就是因为政府没有追究他们分田到户的“不法行为”，反而进一步把这个生产方式的管理权让给了农民。 市场上出现的问题，如大型企业的垄断、食品安全的隐患，也常常与行政权力划分和行政监管不足相关。也有人说改革只重形式不重本质，每次都留下尾巴，改革之后，机构和权力又重新扩张，回归本源，以致几十年改革之后，政府的规模和权力空前扩大，国企垄断有增无减，社会矛盾不断增大，继续改革的动力却逐渐式微。还有人认为改革的努力成败参半。成功发展了经济，却乱了人们的思维，扩大了贫富差距，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否则难以解释为何社会管理和维稳成为了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Liberthal and Oksenberg，1988；Lingle，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