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理论界最大的世纪之争其实不仅仅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争，也是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理论之争。 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理性人，市场是最有效、最公平和最公正的配置有限资源的方法，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而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学派则认为，市场的决策往往会带来宏观经济产出的低效(比如消费和就业短缺)，需要有公共政策的介入和干预，靠国家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宏观调控，稳定经济，创造高就业率。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鼻祖亚当·斯密的理论和最近一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反复证明了国家对市场干预的必要性。 关键在于如何妥善把握干预的方法和程度。 这就是行政改革的要义所在。 

　　“反腐倡廉，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是十八大提出的又一大重要任务。笔者曾经在美国接待过国内一个由十几位监察局局长组成的访问团。 他们最大的疑惑是，在美国没有找到相应对口的监察局，来交流工作经验。 当问到美国城市的人事局长和市政经理等人时，得到的回答是，透明是最好的监察。人民、媒体和主管领导就是监察人。 关键点在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薪酬的竞争力和有效的行政惩罚力。这一条也是行政改革思考的重要节点。一般来说，赋予监管部门公诉权，赋予法院和纪律部门惩处权，处罚过程如数据库一样高度透明，处罚经费直接入国库，是比较有效地防止寻租行为的行政设置，值得研究。 

　　十八大提出的一个核心任务，也是中国发展现阶段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人民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使人们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这一条，对于行政改革来说，是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行政环境，才可能有运行良好的市场。而只有市场放活了、经济发展了，国家才会有钱打造优质的公共服务环境，建立社会保障系统，保护人民的基本权益，让人民过上好的生活。 

　　笔者早几年作过一个中国与美国政府机构和人员规模的比较，虽然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4倍，但美国政府的管理单元（87513 个政府单位）比中国（24961 个政府单位）要多三倍以上。从公务员的绝对数字来说，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加起来有270.4万人 + 408.3万人 + 1099.5万人=1778.2万人。而中国政府机关的受薪工作人员 （其中公务员700多万人），按照同年统计年鉴的数目，是10，540，000人。 少于美国。 这个数字，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在两国公共服务的能力方面，有了一个大致的人力资源的比较。要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不但要加大公共设施投入，还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建设和配置。当然，了解情况的政府工作人员会说中国政府机构臃肿和超编，不干工作的人多。 而同时存在的情况是，政府部门有些人十分繁忙和辛苦，有永远干不完的活；而另一些人则没活干，不想干。如果精简机构，工作就更加没有人干。 如果增加编制，国家财政则不堪重负。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仔细考察较大的西方政府的结构模式，比如说美国，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工十分明确；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十分多样和因地制宜，不是按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进行设置。 除了少数部委外，大多数中央部委以制定政策、提供资金、调研和监管为主，有选择性地推行一些新政策，并不面面俱到。 地方政府是提供服务和直接管理的重要单元。 并且，地方政府至少有五种不同的组织方式：市长－市政经理型、市议会－市政经理型、城镇会议制、委员会制度，代表制度等等。有的注重党政一元化领导（市长－市政经理型），有的注重政治行政两分（市议会－市政经理型），有的注重集体领导，有的松散和随意。地方政府的税收、人员规模、薪酬、服务功能等都因地方差异可以有所不同。但经过相当时间的运行，美国最富的州的人均GDP与最穷的州的人均GDP差别比在2倍以内，远远低于中国省份之间贫富差距高达20倍以上的状况。 

　　另外，从图一可以看出，美国的学区也是一级地方政府，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拨款的渠道，可以跨行政区设立，直接接受州最高教育机构的拨款，不受地方财政的直接影响，也不允许地方政府挪用和挤占教育经费，避免教育资源往经济和社区条件好的地方过度集中。   

数据来源：作者调查  

　　除了机构上的灵活性，还有审批制度的简化、行政文化的打造、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权力与责任匹配的工作规范、公共服务对下问责等方面的努力。总体说来，地方政府是百姓生活服务的中流砥柱。它们离百姓近，了解情况和百姓需求，改革灵活，工作易见成效。每一个地方政府（县、市）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运行灵活，对公民和法律负责。民有、民治、民享的格局，在精心设计的国家行政体系的大格局下，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