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分案件犯罪情节恶劣，危害严重。

近年来，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问题人用狂犬病疫苗事件等一系列食药安全事件，犯罪情节恶劣、危害严重，并产生了极大的不良社会影响。部分案件的犯罪行为人在制售食药的过程中，存在故意违反相关标准和质量生产规范、滥用添加剂、随意添加违禁物质等恶劣情形。比如在2009年发生的问题人用狂犬疫苗事件中，江苏延申公司、河北福尔公司就存在偷工减料、违反操作规程、弄虚作假等情形。河南瘦肉精事件中，相关人员存在大范围使用违禁物质盐酸克伦特罗和莱克多巴胺的情形。

（四）犯罪手段多样化，故意逃避日常监管。

随着网络销售和物流的快速发展，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快递等渠道进行假劣食药的销售，作案手段具有发散性、快捷性，损害对象具有不特定性；一些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购买正规药品的包装用于制售假药，或者假冒进口药品进行销售；一些犯罪分子通过将不常用的违禁物质添加到食品、药品中，逃避日常监管，比如湖南瘦肉精案中，犯罪分子将苯乙醇胺A添加到饲料中，重庆染色花椒案中，犯罪分子将常用的苏丹红替换成苏丹明B，以此逃避检查。

（五）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犯罪过程，犯罪呈现高科技化。

司法实践中发现，部分非食用、非药用物质生产源头的犯罪分子具有医药、化工等专业背景。比如，为对抗食品药品的检验检测而研制出可以使假劣食品药品“合格”的化学物质；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瘦肉精案件中，一些瘦肉精配方就来自于高校等科研机构的人员之手。

三、食药安全犯罪案件揭示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问题。

食药安全犯罪案件的司法治理实践，从两个方面揭示了食药安全领域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一方面，反映出食药安全犯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反映出食药安全领域本身存在的问题。

就食药安全犯罪案件的司法治理实践而言，问题主要是：

1.证据的收集和司法认定难度大，给案件的侦查、起诉及审判带来挑战。一方面，由于食药犯罪案件中绝大部分犯罪分子没有正规的生产、销售记录，司法实践中对已售食品、药品的数量和金额难以准确认定，而只能根据现场查获的未销售的食品、药品的情况来加以认定，一定程度上影响对犯罪分子的量刑和对违法所得的认定与追缴，比如“铬超标胶囊事件”中新昌当地的胶囊生产企业就存在拼线生产、共用生产批准文号、销售后不开发票、不留记录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食品、药品的专业性特征，对假劣药以及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具体认定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需要专业的检验鉴定机构进行认定，而目前普遍缺乏这样的联动工作机制，给相关案件的定罪量刑带来一定的困难。最典型的是目前普遍关注的“地沟油”案件存在的缺乏统一的检验检测标准和技术支撑等问题，比如鉴定检验技术方法不成熟，有的检验不出有毒、有害成分或者虽检出致癌物质，但缺少相关标准、难以定性，检验周期过长等。

2.食药安全犯罪具体犯罪构成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仍有待提高。一方面，由于我国药品管理法对假药的认定犯罪过于宽泛，分假药和按假药论处两种情形，按假药论处的“变质的”、“被污染的”等药品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假药”，而实际上也属于“劣药”的范畴。{1}但刑法采用空白罪状直接援引了药品管理法对假药和劣药的区分，这样，司法实践中既容易出现假药和劣药表现形式的竞合，也容易扩大打击面，对本质上不属于制售假药的行为按制售假药罪惩处，显失公平。另一方面，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罪的修正中仍然保留了“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条件，将该罪界定为危险犯。但司法实践表明，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和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仍存有相当难度。

就食药安全领域本身存在的问题而言，主要体现在：

1.犯罪行为人的故意不诚信是造成食药安全问题频发的主要原因。造成食药安全问题的因素可以归结为无知和无良两种，“无知”主要是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和食药安全知识所致，比如误将工业用盐当做食盐使用而导致的食物中毒、农村中误将拌有农药的黄豆用来生产豆腐而致人死亡等问题；“无良”则是犯罪行为人的漠视社会责任和法定义务，故意不诚信的行为，典型地就是在食药制售过程中掺杂掺假，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等行为。{2}一系列食药案件表明，犯罪行为人的故意不诚信行为包括：对政府监管部门的不诚信，比如将非常规检测的非食用物质随意添加到食品中逃避监管，故意不按照要求办理食药生产、经营许可证等；对消费者的不诚信，比如重庆九龙坡区审理的郑礼桥、罗六清等在牛血旺中添加甲醛保鲜案、广西高院审理的韦开源、张达志、何子瑞等销售假狂犬疫苗致人死亡案以及近来发生的使用鸭肉等冒充牛羊肉等案件等，均是犯罪行为人明知故犯的结果。

2.食药监管效能较低是造成食药安全问题危害结果扩大化的重要因素。“铬超标胶囊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等食药安全问题的发生，反映出监管部门监管效能不高对食药安全保障的制约。在“不出事”的政绩考核压力、地方经济发展为先、监管队伍建设滞后和人员结构不合理、被动执法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下，部分地区的食药监管效能较低。{3}这也是造成食药安全问题危害结果扩大化的重要因素。

（二）对策建议。

201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做出重大调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升格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统一行使食品药品监管职能。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统一划转、食药监管内设机构的优化整合、食药监管资源的政策倾斜等，均反映出国家意欲建立最严格的食品药品监管制度的决心。与此同时，药品管理法、食品安全法等食药领域的基本法律的修订完善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食药安全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倾注心力的重要领域。这些都为解决食药安全领域的难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就食药安全犯罪案件的司法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而言，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1.加强行刑衔接，建立食药安全犯罪案件检验鉴定工作机制。近年来，行刑衔接是加强食药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要机制。{4}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和联动，有利于加大食药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比如，国家食药监部门与公安部就打击制售假劣药品的行刑衔接问题，从案件移送、检验鉴定等方面专门作出规定。上海等地的食品监管部门、法院和检察院在全国率先建立了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检验鉴定机制。这些做法，为化解案件侦查、起诉及审判过程中的证据收集难题、司法认定难题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借鉴。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在国家层面推动食品药品安全技术鉴定体制和技术的完善。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国家食药总局的三定方案中，明确提出了食药监部门与公安部门的职责划分与衔接，实际上为建立食药安全的行刑衔接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