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受国家法观浸染日久，不自觉地容易形成三个相互关联的认知或立场上的倾向，尤其在中国：第一，法律具有强制性，通过建立“强加-接受”、“命令-服从”等的权力关系，促使秩序的形成和维护；第二，凡社会秩序发生问题，即追问国家法律是否健全，是否贯彻落到实处；第三，法律实效必须建立在制裁性法律后果的设定和实施上。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观，以及在立法中凡行为规范必配备法律责任条款的思路， [16]与这些倾向不无关联。

　　然而，即便是在国家法观视野下的法律体系之中，法律规范也并不总是内含“命令-服从-否则严惩”的强制信息。存在大量的义务性法律规范，仅仅提供指示性、引导性或者评价性的信息，而不给出任何具体特定的制裁性后果。宪法以及其他诸多立法关于国家任务的一般性规定，就属于此类法规范。 [17]其对执行国家任务的各级政府而言，无疑是指示性的。设若国家任务未得尽职履行，唯有造成相当严重后果的，政府才会承担某种不利后果，但这种后果也仅仅是政治责任，而非具体的法律责任。关于公民义务的许多法律条款，也不尽然都以制裁为促使其履行的手段。 [18]众多非强制性义务规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立法者所期望的秩序无法形成。相反，非强制性义务规范的受众，或者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在遵行之（如植树造林、常回家看看）。

　　对于这些法律现象的存在，传统国家法观及其内含的、试图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截然区分的法律强制论，无法解释其缘由所在。所谓法的强制力是就其终极意义而言，并不代表法规范的实施都要借助于国家暴力，也不等于国家强制力是保证法律实施的唯一力量， [19]诸如此类的阐释在面对不计其数的非强制性规范时显得苍白无力。既然在国家法的体系之内，也都有不依靠命令、强制、逼迫，却依靠说服、激励、信奉，而得以实际执行的规范，且此类规范不在少数，那么，仍然坚持以上说辞，不免过于牵强。

　　相比较而言，沟通主义法律观对法律内在的沟通之维的揭示，在解释力上更具竞争优势。依据法律沟通论，法律提供的是人们行动的一种框架。由于人们行动暗含人际关系和沟通，故法律也为人的沟通提供了一种框架。不仅如此，法律本身在根本上也是基于沟通：立法者与公民之间、法院与诉讼当事人之间、立法者与司法者之间、契约当事人之间等等，都处于持续的沟通之中。例如，“立法是一种特殊的沟通形式，通过立法，立法者设立规范，传达给许许多多当下和/或未来的（法律上的）人，这些人被期待会尊重并遵从这些规范。”再如，在法律实践中，法院的初审、上诉审分别会形成第一个、第二个沟通领域；法学者对有趣案例作出批评性和/或支持性评论，转而影响未来法院的裁决，这是第三个沟通领域；而少许情形下的媒体关注、非法律受众的讨论，甚或大量公民卷入涉及基本道德或政治议题的普遍争论，会形成第四个、第五个沟通领域。最为重要的是，法律的沟通性提供了法律合法化的框架：“法律人之间的一种合乎理性的对话是‘正确’地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最终保证。” [20]

　　法律的沟通理论与前文所述的法律多元论持同一立场，否认国家的中心地位、法的唯一渊源地位；认为法律可被定义为某个共同体制度化的规范体系，而不仅仅是国家的法律系统。同样，强制性制裁本身也被认为对法律的定义而言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有效的制裁即实际的强制在法律中只具有有限作用，大多数规则在大部分情形中由于不同的原因而被自发地遵守。” [21]法规范去国家化、去强制化的观点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因为法律的实效更多地归因于持续不断地、甚至在各个相关领域或环节循环往复的沟通，而不是归因于单向的强力命令和被迫接受。

　　法律的沟通主义进路并不是要硬生生地“用沟通替换强制”，仿佛要在法律世界中植入沟通要素，完全否认法律的强制特征。相反，它是把法律世界中早已存在的沟通现象和逻辑，予以了凸显和强调。而法律之所以需要沟通，归根结底在于法律对实效的追求。由古至今，无论中外，明理的治国者不会奢望完全靠一纸文书的制作，以及暴力执法机构和人员的配备，即可高枕无忧地等待法律的实施及效果。秦国商鞅变法，以徙木立信的方式，向天下民众宣布其法之必行；而太子犯法，商鞅坚决对秦国贵族代表太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施刑。 [22]这些看似在映证法律的严肃性、强制性，其实在与法律受众进行沟通。若无此种形式的沟通，商鞅所颁新法，怎么可能迅速收到实效？

　　进入民主社会，法律的“立信”（credibility）沟通仍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的“说服”（persuasion）沟通。“如果立法者想从沟通过程中获得最佳结果，亦即最大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那么立法者这样做是明智的，即：不把自己局限为单纯制颁规则，而是以正当理由，说明和例证添加见闻广博的评论，把制定法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进而更好地告知、激励公民遵从其所制颁的规则。” [23]立法之前的公开听取意见、通过媒体传达立法意向，立法后的宣传、培训以及普法等等，都是以说服法律受众接受规则为目标的沟通。

　　法律世界之中的沟通不仅可以立信、说服，更可以实现法律的合法化/正当化（legitimization）。由于立法者不可能先知先觉地制定出只需行政者、司法者简单适用即可维护和促进秩序的所有规则，因此，法律的生命力还在于行政者、司法者对立法的拾遗补缺，在于他们对规则的再生产、再创制。然而，在民主社会中，当他们扮演“事实立法者”身份的时候，其合法性就会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不可能是再把他们强行打回“适法者”的理想/假想原型，不可能是让他们披上技术或法律专家、精英的外衣。让规则再生产过程更多具备商谈性沟通（deliberative communication）特征，已经成为法律实践的选择偏好，也被众多的理论家看好为促进合法化的路径。

　　诚然，如果极端化对待法律沟通论，将原本从沟通视角呈现出的法律景观，扩大想象为全景图，从而否认法律强制论的意义，那是对该理论的扭曲。毫无疑问，在法律世界中，与前文所揭非强制性法律规范并存的，是大量若违背将遭受制裁的强制性规范，而且，它们往往构成基本社会秩序的基石。因此，法律体系同样需要强制、制裁，否则，社会必将混乱不堪。只是，在法律世界中，且不论非强制性规范的目标实现更多依赖沟通以后的共识，即便是强制性规范，其背后的制裁更多不是作为现实而是作为威慑存在，这些规范在沟通完成以后就会得到绝大部分法律受众的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