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尽管沟通是法律发生实效的重要基础之一，无论硬法规范还是软法规范皆依赖该基础，藉此，也得以促进后现代治理秩序，但是，沟通和制裁各自对法律实效的作用是什么，沟通对于硬法和软法有着怎样深刻且不同的意义，通过沟通完成的软法秩序有何特点，沟通的局限性又会对后现代治理秩序构成怎样的消极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为软法和硬法都提供规范基础的商谈沟通，究竟应该具备哪些特性，以及这些特性如何才得以可能，从而不至于因为无法在现实中成就商谈沟通，而侵蚀或者摧毁其规范意义。这些以及更多的问题，都有待在法律沟通论与软法的题域之中做进一步探讨。

　　注释:

　　[1]较为集中的研究成果，参见罗豪才等：《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罗豪才等：《软法与协商民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罗豪才主编：《软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罗豪才、毕洪海编：《软法的挑战》，商务印书馆2011年。另外参见刘小冰等：《软法原理与中国宪政》，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荣芳、沈跃东等：《公共治理视野下的软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梁剑兵、张新华：《软法的一般原理》，法律出版社2012年。

　　[2]该书对法的新定义是：“法是体现公共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依靠公共强制或自律机制保证实施的规范体系”，并主张“无论是国家管理还是社会自治领域，其实都正在从一种单一的硬法或者软法之治，转向软硬并举的混合法治理。”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前注1，第202页、第437页。

　　[3]有关争议观点，例见让克莱伯斯：“冗余的软法”，魏武译，载《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让克莱伯斯：“软法的不可取”，载罗豪才、毕洪海编，《软法的挑战》，前注1，第315-331页；赵春燕：“对‘软法’概念的冷思考”，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12期；László Blutman, In the Trap of a Legal Metaphor: International Soft Law, 59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605 (2010).

　　[4]“正当性”一词在中文语境中有多种用法和意义，而且，有相当多的政治学、法学文献将其作为英文legitimacy的对应翻译（该词也有译为合法性、正统性等）。为避免歧义，本文所称之“正当性”意指“正当的理由、可接受的理由”，其英文对应词是justification。Justification有“证明为正当；辩护；辩解；辩明；正当的理由”等含义。参见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缩印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959页。Justification的简单的英文解释是“acceptable reason”（可接受的理由）。参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12页。进而言之，所谓软法概念的正当性，即软法概念可以为人接受的正当理由；所谓软法概念正当性理论，即阐述或可用来提供这些正当理由的理论。

　　[5]参见马克范胡克：《法律的沟通之维》，孙国东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

　　[6]参见László Blutman, 前注3, 第614-623页。 该文虽然是在国际法语境中讨论国际软法的证成理论及其缺陷，但这些证成理论具有相当的可延伸至整个软法现象的普遍意义。本文认为，László Blutman教授提出的两组证成软法的理由，是将存在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的理由归在两个范畴之下，故本文称其为理论家族。关于家族相似，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6-48页。

　　[7]同上，第614-615页、第 623页。国内学者也多持类似观点，恕不一一例举，详见前注所列研究文献。

　　[8]同上，第616页。

　　[9]参见翟小波：“软法概念与公共治理”，载罗豪才等：《软法与公共治理》，第147-153页。

　　[10]参见László Blutman，前注3，第 617-623页。

　　[11]同上，第615-624页。

　　[12]See Andrew T. Guzman & Timothy L. Meyer, International Soft Law, 2 Journal of Legal Analysis 171 (2010).

　　[13]See Alexandre Flückiger, Why Do We Obey Soft Law?, in Rediscovering Public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a Tribute to Perter Knoepfel, Stéphan Nahrath & Frédéric Varone (éd.), Presses polytechniques romandes/Haupt, Lausanne et Berne, 2009, p. 45.

　　[14]同上，第49-57页。

　　[15]参见沈宗灵主编、张文显副主编：《法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9-42页。

　　[16]此思路最近的表现就是指责2012年12月28日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常回家看看”条款不具操作性。该法第18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17]例如，《宪法》（2004）第9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草原法》（2002）第3条规定：“国家对草原实行科学规划、全面保护、重点建设、合理利用的方针，促进草原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18]例如，《草原法》（2002）第35条规定：“国家提倡在农区、半农半牧区和有条件的牧区实行牲畜圈养。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当按照饲养牲畜的种类和数量，调剂、储备饲草饲料，采用青贮和饲草饲料加工等新技术，逐步改变依赖天然草地放牧的生产方式。在草原禁牧、休牧、轮牧区，国家对实行舍饲圈养的给予粮食和资金补助，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有关部门规定。”该条款虽然也采用“应当”字眼，对草原承包经营者提出义务性要求，但其明显是指导性的，而非强制性的，草原承包经营者接受到的是激励信息——粮食和资金补助，而非“不遵即罚”的惩戒信息。同样，《森林法》第11条明确规定：“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但是，并没有哪个执法部门负责去调查核实公民是否尽到植树义务，也没有任何配套条款规定公民每年植树多少，以及未尽义务将受何制裁。前注16提及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常回家看看”义务，亦可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