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参见沈宗灵主编、张文显副主编：前注15引书，第42页。

　　[20]参见马克范胡克：前注5引书，第13页、第177页、第237-238页。

　　[21]同上，第38-46页、第47-49页。

　　[22]“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23]参见马克范胡克，前注5引书，第178页。

　　[24]参见桑德拉黑贝尔斯、理查德威沃尔二世，《有效沟通》（第7版），李业昆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6-11页。其中，噪音是阻止理解和准确解释信息的任何障碍。

　　[25]参见Alexandre Flückiger，前注13。

　　[26]James E. Grunig and Larrisa A. Grunig, Models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in Excellence in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James E. Grunig (ed.),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Publishers, 1992, pp. 285-327.

　　[27]Michael L. Kent and Maureen Taylor, Building Dialogic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World Wide Web, 24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21, (1998).

　　[28]Kathleen M. Sutcliffe,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and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The New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dvances in Theory, Research, and Methods, Fredric M. Jablin and Linda L. Putnam (ed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1, pp. 197-230.

　　[29]马克范胡克，前注5引书，第38-47页。

　　[30]不同的观点认为，只有国家法规范中的强制性规范才是硬法，国家法规范中的任意性规范和全部的社会法规范（无论是强制性规范还是任意性规范）都属于软法。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前注1，第299-300页。

　　[31]参见万霞：“国际法中的‘软法’现象探析”，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韩永红：“论食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中的软法”，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8期。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法上的硬法与软法划分，不能以国际文件的名称为标准，此处只是为行文方便而作简单陈述。参见周华兰：“浅议国际软法”，载罗豪才主编：《软法的理论与实践》，前注1，第371-392页。

　　[32]法律上的约束力通常会被认为是对法律调控对象而言的，即法律调控对象的行为受法律的约束。其实，约束力也同时指向行政者和司法者，尤其是司法者，意味着他们负有适用法律、实施法律的义务。

　　[33]See Willem Witteveen and Bart van Klink, Why Is Soft Law really Law? A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Legislation, 3 RegelMaat 126, 126 (1999).

　　[34]关于公域软法中的政法惯例，参见宋功德：“公域软法规范的主要渊源”，载罗豪才等：《软法与公共治理》，前注1，第189-194页；关于经济领域中的交易习惯，参见程信和：“硬法、软法与经济法”，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35]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36]参见Alexandre Flückiger，前注13。

　　[37]See Kevin T. Jackson, Global Corporate Governance: Soft Law and Reputational Accountability, 35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1 (2010).

　　[38]参见罗豪才、宋功德：前注35引文；邢鸿飞：“软法治理的迷失与归位”，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39]参见翟小波：“软法概念与公共治理”，载罗豪才等：《软法与公共治理》，第134-135页。

　　[40]参见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再思考”，郗卫东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2期；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刘宁宁、沈天宵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第42-43页；杨雪冬：“全球化、风险社会与复合治理”，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4期。

　　[41]James E. Grunig and Larrisa A. Grunig, supra note 16.

　　[42]参见贡特尔托依布纳：“匿名的魔阵：跨国活动中‘私人’对人权的侵犯”，泮伟江译，载《清华法治论衡》2007年第2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