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比如，2009年，国家废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并重新制定食品安全领域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

[3]比如，2011年5月27日，央视“经济半小时”的《食品安全在行动》栏目组对7个食品安全风险监管部委的工作人员所作的关于“中国食品安全的现状”的调查表明，如果以5分作为满分，那么有64%的人选择了4分，32%的人选择了3分，只有4%的人选择了2分及以下。参见刘岩：“食品安全在行动：中国政策论坛(上)”，，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7月31日。

[4]比如，2013年1月5日，在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科协指导、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主办的2012年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热点点评媒体沟通会上，来自各行业的权威专家对2012年12大食品安全热点问题进行解读后认为，2012年中国食品安全总体向好，真正属于食品安全事件问题的为极少数。参见沈静文：“2012食品安全热点解读：12起事件仅2起属食品安全”，—05/4460459.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7月27日。

[5]比如，国人青睐洋奶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调查显示，2008年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之后，国有品牌奶粉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2011年进口奶粉市场占有率超过50%，2010年我国亏损的乳制品企业有181个，亏损面达21.9%。参见央视“新闻30分”：“调查显示：七成受访者不选择国产奶粉”， com/life/2011/02—28/287158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6月30日。又如，2013年1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发布的“2012中国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状况调查”表明，2012年城镇居民最不满意物价水平和食品安全。参见庄建：“调查称城镇居民最不满意物价水平和食品安全”，，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6月6日。

[6]比如，2011年3月的“痩肉精事件”和2011年12月的“蒙牛乳业致癌物超标事件”等。

[7]See Peters，E. and Slovic，P.，“The Springs of Action： Affective and Analy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Choice”，vol.26 Per s. Soc. Psychol. Bull.,1465—1475(2000).

[8]See Rucheishaus，W. D.，“Trust in Government： a Prescription for Restoration”，The Webb lecture to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No.15，p.2(1996).

[9]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3。

[10]See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zvards a Nezv Modernity，Trans, by Mark Ritter，Sage Publications，1992，p.34—35.

[11](英)P.莱兰、G.安东尼：《英国行政法教科书》，杨伟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版，页5。

[12](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吕艳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版，页1。

[13]模式也称为理想类型。对于该方法的详细论述，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页19。

[14]比如宋华琳：“风险规制与行政法学原理转型”，《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页42—45；石阶平主编：《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2—10。其他领域的风险规制研究也存在类似问题。比如，金自宁：“作为风险规制工具的信息交流”，《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赵鹏：“我国风险规制法律制度的现状、问题与完善”，《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沈岿：“风险评估的行政法治问题——以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为例”，《浙江学刊》2011年第3期。然而，该文并没有从建构主义角度来立论。

[15]对一般意义上的风险概念的不同属性进行更为详细的论述，参见戚建刚：“风险概念的模式及对行政法制之意蕴”，《行政法论丛》2009年第12期。

[16]See Otway, H. J. and K.Thomas，“Reflections on Risk Perception and Policy”, Vol.2, Risk Analysis, No.2，69-82(1982).

[17]See Kristin S. Shrader—Frechette，Kisk and Rationality：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for Populist Reform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p.29—46.

[18]参见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50—51。

[19]对于行政法上的合法性的探讨，参见王锡锌：“依法行政的合法化逻辑及其现实情景”，《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也可参见沈岿：“因开放、反思而合法”，《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20]参见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页15。

[21]沈岿，见前注〔14〕。

[22]See M. Granger Morgan，“Probing the Question of Technology—Induced Risk”，vol.18，IEEE Spectrump，54—58(1981).

[23]参见戚建刚：“极端事件的风险恐慌及对行政法制之意蕴”，《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

[24]See Douglas, M. and Wildavsky,“A Grid—group Theory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Effects of Cul- tural Biases in Norway in the 1990s”, Vol.23，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1991),pp.217—244.

[25]See N. LuhmannSociological Theory，de Gruyter Press，1993，pp.62—65.

[26]See M. Douglas and A. Wildavsky, Risk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p.5.

[27]参见杨小敏：“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式之改革”，《浙江学刊》2012年第2期。

[28]See EU 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 Report on Setting the Scientific Frame for the Inclusion of New Qualify of Life Concerns in the Risk Assessment Process，April 2003，European Commission ( DG SNCO), ,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