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参见朱书缘、赵晶：“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获全国人大批准”，,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3月16日。

[68]对于基于合作程序和理念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范例，参见高秦伟：“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基于合作规制的法理”，《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

[69]戚建刚，见前注〔15〕。

[70]这就意味着对于那些简单、确定的食品安全风险，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无需启动此类程序。对于何谓食品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参见戚建刚：“食品危害的多重属性与风险评估制度的重构”，《当代法学》2012年第2期。至于为何对于具有此类性质的食品安全风险需要启动“合作式”和“分析性”程序，笔者将另撰文详述。

[71]See Von Winterfeldt，D.，“Value Tree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and an Application to Offshore Oil Drilling”，in P.R.K leindorfer and H. C. Kunreuther(eds), Insuring and Managing Hazardous Risks： From Seve so to Bhopal and Beyond ,Springer,1987, pp.349—385.

[72]“德尔菲”是古希腊城名，相传城中阿波罗圣殿能预卜未来而得名。该方法的基本内容是：先将一群专家区分为较小的工作团体，然后透过全体会议，比较这些团体的判断，并确认这些专家对于事实所持看法的冲突，最后达成共识。See Webler，T.，Levine，initials et al.，“The Group Delphi： A Novel Attempt at Reducing Uncertainty”，Vol.39,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al Change , No.3,253—263(1991).

[73]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512。

[74]参见吴元元：“信息能力与压力型立法”，《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75]参见戚建刚、杨小敏：“风险最糟糕情景认知模式及行政法制之改革”，《法律科学》2012年第2期。

出处:《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