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既然依据科学评估，限量使用是安全的，原卫生部为何又要彻底废除呢？[44]它给出的理由有三：①我国面粉加工业现有的加工工艺能够满足面粉白度的需要，已无使用过氧化苯甲酰的必要性；②消费者普遍要求小麦粉保持原有色、香、味和营养成分，追求自然健康，尽量减少化学物质的摄入，不接受含有过氧化苯甲酰的小麦粉；③在现有国家标准规定的添加限量下，现有加工工艺很难将其添加均匀，容易造成含量超标，带来质量安全隐患。其中，理由①涉及面粉加工工艺与面粉白度的关联，理由②诉诸消费者的价值偏好，皆与面粉增白剂安全性的科学评估无关。这里，理由①和②特别是理由②实质上反映了建构主义模式的要求。

(四)食品安全风险沟通

食品安全风险沟通作为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有机组成部分，通常是指通过一定的平台，如互联网、监管机关、新闻媒体、消费者和食品生产经营者等主体之间交流和传播关于食品安全风险的信息活动。在风险沟通这一环节上，食品安全风险属性的两类模式所隐含的意义同样存在重要差别。[45]

现实主义模式隐含着一种单向的、直线型的及封闭性的风险沟通模式。该沟通模式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出发点：由于食品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大多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科学知识理解甚少，只有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及其聘请的专家才能运用定量的技术分析方法来测量食品安全风险的概率和严重性。因而，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及其聘请的专家是关于食品安全风险的正确信息的支配者和掌握者。这一假设其实就是风险属性的现实主义模式在逻辑上的自然延伸。它将食品安全风险监管专家置于沟通者的主导地位，而不是广大消费者。这样一种食品安全风险沟通模式的目标是，通过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及其聘请的专家的说服来产生一种理性的消费者。它的关注点是对一个被动的接受者的沟通效果，而不是沟通发生的背景及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作为共同的参与者而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并没有强调广大消费者也能够提升食品安全风险沟通的质量。因而，这种食品安全风险沟通模式不是一种互动和开放的程序，而是一种单向的和封闭的命令行为。如果从人性论的角度观之，在现实主义模式所隐含的风险沟通中，利害关系人与广大消费者是被动的，是受权力者控制的对象，他们成了“无名”或毫无主见的人。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其聘请的专家与其之间的关系属于功能性的、交易性的“他们关系”互动。

建构主义模式则隐含着一种双向的、开放的风险沟通模式。这一沟通模式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出发点，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行动的人，对于食品安全风险具有明显不同的观念，对于食品安全风险情景的事实知识和评价性判断的要求也是明显不同的。被某一食品安全风险所影响的各类主体(主要是消费者)需要食品安全风险监管专家的信息，同样重要的是，食品安全风险监管专家也需要消费者的信息，这两类信息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因此，食品安全风险沟通是这样一种程序，即试图在具有不同的食品安全风险知识的团体、个体与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及其聘请专家之间建立对话，发展专家与广大消费者之间共享的理解及产生相互的意义。显然，这一假设是食品安全风险属性的建构主义模式在逻辑上的自然延伸。这样一种双向的、开放的食品风险沟通模式的实质是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主体去定义和建构食品安全风险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广大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权威的重新认识，以及对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权力的重新认定。它的目的不仅仅是食品安全风险信息的告知或引导，而是通过交流来重新塑造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及其聘请的专家与广大消费者之间稳定的社会关系，维持彼此信任关系。它的主要产物不是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而是在沟通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类社会关系的质量。如果从人性论的角度观之，在建构主义模式所隐含的风险沟通中，利害关系人与广大消费者是自主的、积极的，甚至超脱了自我为中心的需求，主动关心他人、国家和社区的公共利益。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其聘请的专家与其之间的关系属于包容性的“我们关系”互动。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在现实中，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及其聘请的专家习惯于一种单向的、直线型的及封闭性的风险沟通模式，将广大消费者视为需要“驯化”的对象。比如，在2010年8月的“圣元奶粉致女婴性早熟”事件中，虽然原卫生部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向媒体公布了婴儿乳房早发育与食用圣元乳粉无关这样一个结论，但作为该事件的家长和公众对原卫生部的结论充满疑问。比如，苏州某检测机构就表示，将免费为孩子家长检测奶粉激素含量。姓王的一位先生将把奶粉样本送往该机构做检测，“我要自己送检奶粉，并将结果公布于众”。他还与十几名性早熟孩子的家长取得联系，部分家长对原卫生部的结果仍表示怀疑。[46]其中的原因与原卫生部门沟通此次食品安全风险信息的方式有很大关系。对于媒体和家长的一些疑问，原卫生部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回应或者展开比较充分地交流与沟通。例如，由于我国奶粉行业大量存在激素催奶的现象，但国家质监部门和企业又不检测激素含量，那么又如何确保奶粉中激素的含量是正常的？如果奶粉中含有雌激素，多少含量的标准，会引起婴儿性早熟？这些问题，原卫生部却没有给予回应。它只是简单地通报，圣元乳粉中未检出外源性性激素，而内源性雌激素和内源性孕激素的检测值符合国内外文献报道的含量范围。[47]显然，原卫生部这样一种“独角戏式”的沟通方式难以取得公众的信任。

(五)食品安全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是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关键环节，它是负有食品安全风险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实施特定的行政行为用以排除、减少、缓解、转移和防备食品安全风险的行政活动。[48]在该关键环节上，食品安全风险属性的两类模式所隐含的意义也是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