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国在确立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和试图利用此概念来建立全球霸权地位这两个方面都是先驱者。外国人阴谋论认为，有组织犯罪是由移民带来的；族裔承继论则强调移民的地域性，犯罪活动可能会被来自同一地域的人所承继，成为其社会地位上升的途径。这种理论影响了美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政策以及立法和执法活动，并逐渐影响了移民政策。美国政府以国际法为载体，不断地在世界上输出其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理念，采用政治、经济等各种手段逐步实现刑事司法的跨国化。毒品问题、安全问题等都是美国政府着力的领域。在此过程中，执法仅仅是政府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外国人阴谋论恰好为其提供了支持。

【关键词】 有组织犯罪，外国人阴谋论，族裔承继，跨国化

在美国，种族、移民和差异性都是与有组织犯罪共同演进的词汇。美国人不承认有组织犯罪有本土特征。虽然“有组织犯罪”概念最初并不包含种族内涵，{5}但有关种族、移民和“差异性”的观念现已成为有组织犯罪的核心，在媒体和公众的感知中，这一现象的最佳典型是被认为控制了美国非法市场的意大利黑手党{6}以及其他迁徙而来的犯罪组织。{7}“外国人阴谋论”主张有组织犯罪是“进口”的，外国人应当为有组织犯罪负责。事实证明，这一理论是排斥移民后代入境的有效工具。

虽然有许多作者反对将种族作为一项重要的解释要素，有组织犯罪仍被视为一种“外国人阴谋”，这在有关有组织犯罪方面的论文中已经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一种看法，并深刻地影响了对有组织犯罪的理解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本文描述了“外来者”如何被视为“棱镜”来解释美国的有组织犯罪，以及这种解释如何像特许权一样被国际社会引入，以窥析各种形式的犯罪。

一、有组织犯罪的文化表述

多年以来，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充满异国色彩，被视为美国社会独有的产物。美国主流文化作品对于黑帮的刻画也佐证了这种观点。{8}黑帮是好莱坞无声电影时代的主要题材，其典范是1906年由拉乌尔·沃尔什(Raoul Walsh)导演的《重生》(Regeneration)和六年后由D.W.格里菲斯(D·W·Griffith)所导演的、仅十七分钟的叙事电影《猪巷剑客》(Musketeers of Pig Alley)。这些电影奠定了美国将有组织犯罪作为一种大众娱乐的品牌形象。与非法移民的引人注目的风险相比，电影更关注街头暴徒和国内敏感事件的交集。直到20年后的禁酒令时期，随着《国民公敌》(Public Enemy)(1931年)，《小凯撒》(Little Caesar)(1931年)以及尤为重要的《疤面煞星》(Scarface)(1932年)这些电影的陆续上映，美国的黑帮电影才真正地获得一席之地。{9}

通过以移民为背景特征的民间传说、抱负的无法施展及对贝尔(Bell)的“非常规的社会流动阶梯”理论的认同，{10}伴随着暴力活动后显然令人惊奇的消费(服装、汽车、酒、可卡因等)，黑帮拥有的巨大社会资本演绎了经久不衰的城市神话，塑造了我们对有组织犯罪和罪犯职业{11}的自说自话式的理解。对于我们而言，黑帮电影的主要功能是“组成犯罪活动场景的文化、情感和感官的因素”。{12}正如知名匪徒约翰·高提(John Gotti){13}解释的那样：“你得穿着套服，戴着首饰去那里，让人瞧瞧这些东西。人们去马戏团不想看到小丑，而是要看狮子、老虎。我们就是狮子、老虎！”{14}从禁酒令时代标志性的黑帮电影开始，通过《教父》(Godfather)三部曲以及它们对黑帮集团内在文化的描绘和电影《好家伙》(Goodfellas)与《赌场》(Casino)中所描绘的商贸活动，以及《黑道家族》(The Sopranos)中令人不安的平常家庭生活以及享乐经济学，这些城市化的比喻充满着“非常规与不诚实的技能以及极度无畏的城市话语和认知……”。{15}

然而，美国塑造的有组织犯罪形象，其影响之深远已经超越了想象。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美国对移民和城市化模式的制度中，在应付外交突发事件的政策中也有所体现。此外，这种影响已经渗入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个方面之中。这应由道德鼓吹者、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以及联邦调查局的后任局长们负责，而不是由黑帮分子，比如阿尔·卡彭(Al Capone)、查理·卢西安诺(Lucky Luciano)或者约翰·高提等对社会有不良影响的人承担责任。

二、工业化、城市化与有组织犯罪

美国的有组织犯罪以及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的演进，是与南北战争时期产生的针对移民的仇外者们相联系的，当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16}当时，人们对欧洲移民和大量涌入美国新兴城市的黑人移民的道德水平表示担忧，特别关注“违反星期日法律规定者、暴力倾向者(例如，纽约的莫雷洛(Morello)黑帮)，以及酒类走私、醉酒闹事”、赌博、伪造等活动，把与垃圾处理和建筑业这些合法行业与娼妓、酗酒、“流氓组织”{17}相提并论，构成了“有组织的邪恶”，{18}并演变为“有组织犯罪”。

道德改革者们把贫穷的城市移民群体中出现的淫乱、饮酒、吸毒和赌博等问题归在一起，{19}引起了对于白奴的政治行动，并且通过限制中国移民来应对“鸦片恐慌”。{20}这种做法也照例被用在了黑人身上。{21}对穷人们不良休闲习惯的重视，转移了人们对美国工商业帝国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暴力现象的注意力。十九世纪的美国，羽翼未丰的资本家们借助于暴力活动开采自然资源，随后建立了庞杂的工商业帝国，他们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基础。

在西部开发地区，暴力罪犯被“保守的、逐渐联合的资本家”所约束，{22}在法治缺位的情况下，新开发区与广袤的自然资源融合，形成了“由新工商业主宰的美国”。{23}阿斯特家族(the Astors)(腐败、敲诈、暴力和诈骗)、{24}范德比尔特家族(the Vanderbilts)(政治叛变、暴力)、{25}洛克菲勒家族(the Rockefellers)(腐败、暴力)、{26}亨利·福特家族(Henry Ford)(暴力){27}和其他美国开创性人物的财富，以及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财富都是通过臭名昭著的行为和确定无疑的犯罪获得的。{28}正如贝尔所指出的：“美国早期的许多显赫人士的财富都是通过欺骗行为和应受道德谴责的方法获得的。”{29}美国的资本主义先驱们并非毕业于哈佛商学院。早期的殖民者和国父们，以及“赢得西部”、建立了农场、采矿业和其他产业的人通常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投机和不可小觑的暴力获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