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联合国公布了一部旨在打击贩毒的公约。在此背景下，七国集团特别工作组第二年就建议采用全球行动来打击洗钱活动，没收毒品贸易的利润。同年12月，七国集团将此建议加入到了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中，通过制定打击贩毒与洗钱的措施和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美国的禁毒政策进一步国际化。{112}任何国家如在实施此公约时有所懈怠，都有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谴责的风险，并丧失获得禁毒合作成果的机会。{113}第二年，联合国和七国集团在巴黎成立了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由美国推进并掌控的特别工作组，不仅是为了报告(膨胀的)程度和洗钱的情况(这受到了一些独立质询者的强烈批评)，{114}为了使上层社会更容易感知世界上洗钱活动的威胁，特别工作组提供多达40种方案，这些方案构成了早期的国际反洗钱事务和复杂的合规业务，根据奈勒(Naylor)2011年的说法，许多国家都是被迫服从这些规定的。{115}

六、“安全问题”的跨国化

伴随着有组织犯罪出现了“跨国化”这个词，它也增强了对有组织犯罪威胁的预估。产生于美国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于1974年首次被引入有组织犯罪的讨论中。{116}但是，直到前苏联解体以后，“跨国有组织犯罪”{117}才取代冷战成为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这一概念是由安全部门的冷战“斗士们”和威胁评估机构的工作人员构想出来的，这并非巧合，“跨国有组织犯罪”{118}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为增加资源、强化权力误导性(或无指向性)的工具，为侵犯隐私、国家主权和正当程序提供正当理由”。{119}这一类型的说辞产生于国内和国际执法机构之中，被公众对于安全的担忧所掩盖。因此，这一领域需要带着怀疑精神才能进入，{120}其结论(与“有组织犯罪”类似)特别容易因政治的反复不定而被推翻。早期的海军罪案调查处(NCIS)的威胁评估完全是依据警察对三合会、牙买加犯罪集团成员、俄罗斯人、哥伦比亚人、意大利人和土耳其人的威胁进行的“研究”得出的，{121}该威胁评估促成了“外国人阴谋论”的出台，反而忽略了独立研究。例如，1993年，海军罪案调查处举行了一次会议，伦敦警察厅的一位代表告知所有与会者：“在五年时间内，英国内陆城市所面临的威胁将毫无疑问地来自于中欧、东欧以及说俄语的国家。”{122}新闻报道将这种威胁描述得更为凶险：1992年，俄罗斯和意大利的黑手党联盟在布拉格秘密犯罪集团成员峰会上签订了一项“条约”。{123}但俄罗斯于1998年加入了八国集团，成为英国的经济合作伙伴。2000年的《英国威胁报告》中声明，“英国并未面临‘红色黑手党’入侵。”{124}

至1994年，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高级别美国执法和情报人员会议上，与会者确认“全球有组织犯罪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业务，估计其活动的利润为1万亿美元。”{125}主要发言人、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Louis Freeh)警告说：民主社会正面临“跨国犯罪的蹂躏”，这是美国安全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威胁。中央情报局局长随后主张：“有组织犯罪的威胁已经超越了传统执法的关注……影响国家安全的关键利益……仅贩毒的利润，每年就有2000到300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国际上170多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126}重要的是，在这一特殊场合中，这还意味着跨国犯罪是威胁全球所有国家制度的外部力量，所以美国应对有组织犯罪的方法应当被全世界所采纳。{127}

这次会议以后，同年联合国又举行了世界跨国有组织犯罪部长级会议，这标志着美国、欧盟成员国和联合国内部机构之间兴趣相投。{128}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公开致辞中说到：“传统犯罪组织在短时间内适应了新的国际环境，成为真正的跨国犯罪集团。”{129}2000年，100多个国家齐聚西西里，签署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UNTOC)，该公约于2003年生效，同时附了一份基于美国打击有组织犯罪政策制定的宣言。该公约建立在国家间执法机构的双边执法协助义务的基础之上，美国和联合国确立了以全球禁毒为核心的有关毒品的国际法。与此同时，该公约也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穷人缺少经济良机，经常会寻找任何可行的就业机会，存在由暴力企业家操控的暴力黑市。{130}因此，这些国家的禁毒，特别是执法的军事化特征阻碍了民主的到来，导致了暴力和人权问题的不断出现。{131}

2000年同时达成的还有人口贩卖和偷渡的协定，对《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进行了补充，形成了融合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卖淫和色情业的一项新领域。这清楚地反映了美国的政策和美国游说团体(或组织)在具体问题上跨国游说的能力。{132}美国在这些问题上对一些国家施压的表现之一就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自2001年以来)《人口贩卖报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TIP)。除了在报告中的介绍部分发布信息外，《人口贩卖报告》根据对美国政府制定的标准以及《巴勒莫议定书》(Palermo Protocol)的遵守情况，将不同国家进行分级(分为一级、二级、二级“关注名单”和三级)。三级国家(包括那些没有充分遵守这些标准，并且未向此方向努力的国家)可能会受到某些制裁，例如，美国政府将扣留或取消对其的援助，或将面临美国反对其所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对其进行援助。

七、结论

美国在确立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和试图利用此概念来建立全球霸权地位这两个方面都是始作甬者。法律的执行与政府支持的执法部门一样，将有组织犯罪确立为“社会毒瘤”，{133}将英雄和恶人都模型化。由于种族与有组织犯罪之间因果联系的缺失，种族最多能够被视为一个变量：“……只有当与那些被用于解释有组织犯罪这一复杂问题的其他变量相结合时，才会变得引人注目”。{134}确实，强调种族而排除其他变量，将会掩盖许多当今环境中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娱乐化和经济违法的显著痕迹。因为从将犯罪视为非独立的、非排他的和本质上未背离正常社会的视角出发，视其为重要的支撑力量，{135}呈现出的将是松散的权力关系体系。{136}这一体系与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无间隙地互动，根植于形塑城市生活的阶级之中和犯罪化的微妙之处。虽然外国人阴谋论的主要观点受到了许多学者直接或间接的批判，{137}非垄断性、碎片化的市场证明其并不比犯罪阴谋论更能经得起政策、职业和制度资本主义的检验。犯罪阴谋论反映了即将出现的威胁或学术界对种族歧视的期待。卡瑞塞已经发现了有组织犯罪的“感情反冲”,{138}提出了可作为政治工具使用的先进且实用的理念，并且继续在官方文本和媒体中保持强势。尽管如此，外国人阴谋论还是处于执法部门的许多设想的中心位置，这将会忽略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嵌入，并且在合法和非法的领域中交互作用。无论这些设想是否对地区性、全国性或全球性的领域适用，他们都会反映警务的组织阶层性，这将会“通过创设和支持影子政府来治理有组织犯罪，使得这种可见的有效性最大化”。{139}正如哈金(Hacking)所言：“一旦我们被标签化，我们就会对某一类人形成概念，认为他们就是同类人。”{140}当他们与被憎恨的少数族裔相关并且与享乐主义有联系时，关于有组织犯罪的道德焦虑是非常有效的。{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