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这些暴力企业家们的活动逐渐融入美国生活的时候，城市中的穷人却由于他们的欲望而受到歧视。有组织犯罪也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其包括了所有街头匪帮的重新分布和借助商品化的暴力来开发城市的市政掮客。{30}

三、禁酒令和有组织犯罪

新教徒中的道德改革者们在农村社区有权力基础，他们反对外来文化的威胁，尤其反对为美国快速城市化出力的欧洲天主教移民为代表的文化。{31}这一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突发情况相结合，产生了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和1919年的沃尔斯泰德法案(Volstead Act)(该法案的制定是为了实现第十八修正案的意图)，这些法案规定从1920年开始禁止在美国生产、运输、出售或进口含酒精的饮料。{32}对于许多新移民而言，酒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禁酒令是“传统中产阶级价值争取公共支配权的高潮，标志着新教徒战胜天主教、农村战胜城市、传统战胜现代。”{33}

禁酒令不得人心并且难以执行，继而引发了犯罪基因论，以前都是以小规模、零星的盗窃{34}和敲诈勒索模式进行运作的犹太、意大利和波兰团伙，{35}如今却与腐朽且根基稳固的政治力量勾结在一起。{36}禁酒令引发的混乱使由年轻人组成的街头暴力匪帮、窃贼和皮条客迅速崛起，导致了家喻户晓的个人犯罪网络的出现，这也是二十世纪美国犯罪产业的特征。{37}掠夺本能在贫穷和城市工薪阶级的种族排斥中不断滋生，他们生活在一个“更替、多变、喧嚣、竞争、杀戮的世界中”，{38}暴力是一种“文化期待”，{39}个人的身份依赖“可靠威胁”的持续而存在，{40}这也是他们竞争策略的重要部分。同时，这也使人们逐渐对犯罪组织有了具体认知。民众和媒体的感知和表述是：本地匪帮正在加入集中、庞大、强劲的非法实体，以此垄断私酒行业。1929年5月在大西洋城举行的三天会议是对此认知的佐证。纳什(Nash)将这次会面形容为：“美国犯罪大佬的第一次峰会……该次会面将美国的匪帮融合成一个由‘董事会’指导，强大且单一的组织。这个组织将会影响每一个美国人，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随后的几代人。”{41}

执行这部不得人心的法律的任务主要落到了联邦警察和地方警察的头上，联邦执法权授予了财政部下属的国家税务局和1500个新成立的强大的禁酒局，禁酒局是当时最大的联邦执法机构。{42}1929年，联邦根据沃尔斯泰德法案逮捕的人数超过50万，联邦犯罪案件的数量增长了四倍，酒类非法市场产生的巨额资金可以确保成功的私贩酒类者与他们的政治伙伴免于牢狱之灾，而联邦监狱充斥着将近两倍于其官方容量的囚犯，这些囚犯大部分都是由从事私贩酒类生意中的低收入者构成。当国家步入大萧条时期，执法活动所需的政治和经济成本以及“重开酒市带来就业数量和税收增加”{43}的经济需求，导致了沃尔斯泰德法案在1933年被废除。{44}

由禁酒令引起的非法市场的兴盛，正是20世纪后期由难以执行的禁毒法律所造成的毒品市场乱象的一种预兆。{45}禁酒令同样产生了一些“神话”，影响了后来有关有组织犯罪的记述。影片《义胆雄心》(Untouchables)中禁酒局执法者埃利奥特·纳斯(Eliot Ness)的形象{46}暗合了城市中合格的一线警察的形象：诚实、以智取胜和打击匪帮的能力。艾尔·卡彭的形象则成为好莱坞经久不衰的重要题材。纳斯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执法者，他对芝加哥的犯罪勾当未造成持久的损失，而卡彭最终因为逃税被美国财政部调查局的埃尔默·艾里(Elmer Irey)拘捕并被判监禁。{47}针对卡彭的调查活动是由芝加哥的一些商人部分赞助的，这些人“只是一小撮排外的私刑暴徒”，{48}虽然他们与黑帮成员有着一些犯罪上的联系，但他们热衷于通过消除芝加哥街头上的匪徒，来增加即将到来的芝加哥博览会中的可得利益。

禁酒令给好莱坞带来的另外一份大礼是成功地塑造出引发公众恐慌的“国民公敌”。这是一种新型的罪犯：在民族种源方面，他们与有组织的邪恶散播者惊人地相似，{49}也与内战后期出现的匪帮相似。{50}弗兰克·勒斯(Frank Loesch)是芝加哥犯罪委员会的律师，同时担任芝加哥律师协会的主席，曾与卡彭勾结在一起操纵选举。他从一份主要由28名爱尔兰籍、意大利籍和犹太籍知名罪犯组成的名单中挑了些人出来，并将他们命名为“国民公敌”，卡彭成了美国第一个“头号国民公敌”。{51}1927年6月，在勒斯与工会进行斗争时，他使用由“芝加哥工会”首创的“敲诈勒索”一词试图影响陪审团(Cohen 2004)，{52}这是首批用排外情绪清晰明确地对有组织犯罪进行简单解读的电影之一。后来这种解读逐渐流行起来，对该问题的专业理解也趋于此，1930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声称：“是外国人和那些第一代美国人拖累了我们……真正的美国人并非匪徒……犹太人为犯罪提供智力，意大利人为犯罪提供体力。”{53}

要充分研究禁酒令，还需要具备银行、保险、化学和化妆品业、运输、船运、铜、玉米和糖业市场以及灌装业的知识。{54}到了废除禁酒令之时，犯罪集团的头目和他们的党羽们{55}都投身于商业活动中。正如在美国西大荒，持枪歹徒们会化身为执法者和英勇的共和党人，“传统的黑社会和正常社会之间的清晰界限变得模糊，并且经常会出现越界现象”。{56}

四、外国人有组织犯罪的两种理论

尤其是受约翰·蓝迪斯科(John Landesco)主要著作的影响，{57}禁酒令为研究有组织犯罪开辟了新的概念，学术界也就此提出了一些理论主张。这些以美国为基础的理论中比较显著的是“外国人阴谋论”和“族裔承继论”这两种理论。这两种理论已经被证明对执法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对描述有组织犯罪的大众媒体却是晦涩难懂的，形成了美国在全球政治竞争的重要领域中扩张美国霸权的坚实平台。

(一)外国人阴谋论

1950年和1951年，参议员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主持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对跨州商业犯罪进行调查，并且将美国有组织犯罪这一主题引入到宏观的政治扩张中，将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之一。{58}基福弗听证会将“邪恶使者”{59}引入美国公众的想象中，指责他们在美国操纵“黑手党这样的邪恶组织，成为起源于西西里岛的黑手党的后代”。{60}这是“以美国人生活核心内容为目标的道德阴谋的一种表述”。{61}1890年新奥尔良警察局长被杀，意大利籍嫌犯被击毙并处以私刑，{62}此后，人们对黑手党的兴趣逐渐减褪，但由基福弗听证会为全国范围内存在等级森严的种族阴谋的论调奠定了基础，{63}其建立在战前对外国非法移民的想象、战后的偏执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