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族裔承继论

正如前文所述，种族一直被视为有组织犯罪的主要驱动力，在认定危害严重的犯罪问题之责任时，外部势力污染本土环境的观念是一如既往的方式。贝尔将犯罪视为美国社会的重要部分，少数种族群体发现传统社会快速阶层化的路径已被阻塞时，“非常规的社会流动阶梯”{89}为种族群体提供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有效替代途径。在本质上，这种美国文化社会演进的浪漫版本在许多有影响的有组织犯罪题材的小说中备受青睐，伊安妮(Ianni)为其提供了重要佐证。他声称：“(到达上层社会的次序是)爱尔兰人最先，犹太人随后(他们借助社会阶梯进入到商业领域)，意大利人最晚。”{90}这种模型遭到了露莎{91}(Lupsha)的反对，她恰恰与伊安妮的预测相反：意大利人并未放弃犯罪，“……虽然撤出了街道和直接的一线行动”，{92}同上, p.8.他们继续对作为可靠解释的紧张理论{93}(strain theory)抱以怀疑态度，认为非但不是种族原因，加入有组织犯罪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所谓的‘傻瓜’才会工作，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可以恣意利用‘傻瓜’，寻找赚钱捷径。”{94}

族裔承继论的确试图将犯罪解读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部分，而非发源于普通社会经济行为中的未知力量。由于是可被市场化的理论，族裔承继论大行其道(特别是被娱乐行业认可)，将资本主义描绘成动态的“自然”过程，粗浅地复制了生态学的承继理论。{95}地域专断是这种理论的核心，同样成为了种族合作、警察腐败的遮羞布。最为重要的是掩盖了这些犯罪集团遵守自由市场原则的风气。市场呈现出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促使企业网络的粗浅承继会产生了问题。“他者化”的扩张成为常态，是城市化的重要推进力，奠定了全球犯罪威胁的基础。

五、“毒品战争”的跨国化

在跨国化出现之前，美国在控制全球毒品交易方面的意图非常明显，道德倡导者们再次处于领先地位。出生在加拿大的圣公会主教查尔斯·亨利·布伦特(Charles Henry Brent)曾经是菲律宾的一名传教士，后来成了全球禁毒运动的领袖。他于1904年发布了一项赞同禁止鸦片的报告，{96}美国政府采纳了这项报告，并据此做出了支持中国人(禁止鸦片)的决定。{97}查尔斯于1909年主持了上海万国禁烟会，将禁毒常态化，确立了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原则来禁止毒品生产、毒品贸易以及毒品消费，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组织经常性地对国际禁毒政策进行审查(第一次由国联执行(the League of Nations)，随后由联合国执行)。{98}随着修正案的不断修订，各国都试图维护自身的利益，第一次在国际禁毒方面的尝试举步维艰。虽然后来的1911年、1913年和1914年的海牙国际禁毒会议(Hague Opium Conferences)上通过了由44个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国际禁毒条约，但是批准这一条约的国家很少。{99}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道德倡导者起到的作用在减少。国联成为禁毒的正式组织。由于美国从未加入国联，因而缺少美国的支持，国联的主动性被削弱。{100}但是，1945年联合国成立，禁毒成为其侧重的任务之一，这为1961年通过的《麻醉品单一公约》(Single Convention on Narcotic Drugs)做了铺垫，该公约已被98%的国家批准。1971年通过的《精神药物公约》(Convention on Psychotropic Substances)和1988年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组成了现今的禁毒制度。1961年的《麻醉品单一公约》创设了国际麻醉品管制局(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INCB)，由其监管联合国禁毒公约的实施情况。{101}十年之后，由于对合成毒品的担忧不断升级(安非他命、巴比妥酸盐、摇脚丸)，联合国又通过了1971年《精神药品公约》。1988年，公约开始应对贩毒行为，要求缔约国将以个人使用为目的的毒品持有行为视为犯罪。{102}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向毒品宣战，声明使用毒品是和平时期国家完整的最大威胁，{103}迫使墨西哥政府使用除草剂清除大麻和罂粟，此政策一度导致了北美大麻种植活动的兴起。{104}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毒品已经取代了酒类和赌博，成为官方认可的当代毒瘤。里根总统执政期间，第一夫人南希·里根(Nancy Reagan)的禁毒巡回演讲给联合国大会的国际禁毒事业以巨大支持，使得1988年在维也纳通过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05}里根总统在其有关禁毒的演讲中开始使用“战争”一词，为应当有所行动的人增添了巨大的道德煎熬。{106}

“副总统告诉我，因实施毒品犯罪被捕的人数上升了40%，缴获的大麻增加了80%，查扣的可卡因数量达到了以往的两倍以上。重要的是我们正在打击毒贩……他们可以逃跑，但无法藏匿……我们国家打击毒品的情绪正在转变，我们已经掌握了主动性。我们不能为任何毒品，无论是硬性毒品、软性毒品或其他毒品寻找借口。毒品是邪恶的，我们正在追缴毒品……我们已经丢掉投降的白旗，升起了宣战的旗帜，我们必将赢得禁毒战争。”{107}

里根的八项计划承诺“削弱有组织犯罪”，{108}这需要增加禁毒财政预算，美国缉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也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的下属单位，负责禁毒执法。“传统有组织犯罪”和“新兴有组织犯罪集团”调查委员会主席将有组织犯罪描述为“充斥于社会各个阶层的癌症”，{109}为美国将打击毒品和有组织犯罪国际化提供了正当理由。{110}正如联合国驻维也纳的一名外交官所言，“一旦有国家掉队(不遵守华府的禁毒理念)，美国将会利诱或是威逼。”{111}